□菜叶青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电影事业的高峰期，莆田市区各电影院经营非常红火，可谓激情燃烧的“电影年代”。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不像现在有电视机、电脑、卡拉OK，因此，人们最时尚的娱乐就是看黑白电影。当年人们闲时也说到文化生活，谈得最多的话题是电影故事，喇叭里响起的也是电影里的歌曲。
在我们镇上，梧塘电影院周围、照相馆门前、新华书店里、学校门口，随处都有电影明星照片和电影歌曲摆卖。每当买到电影歌曲，那些电影迷们还相互教唱着新片的主题曲。我们学校有一位年轻数学老师叫刘文桢，不但书教得好，而且歌也唱得好。他经常在课余时间吟唱电影《东方红》里的“长征组歌”——《十送红军》，的确唱得很动听：歌词清晰、节拍准确、抑扬顿挫，非常专业；我们班里有个叫阿标的同学，天天揣着一把口琴，课间操前后，就把它掏出来，吹起《草原晨曲》同样娓娓动听，令人心旷神怡。每当看完一部新片，影迷们就在单位、学校、田间地头或家庭大谈观后感，电影院橱窗里还经常贴出精彩的评论文章。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学校组织全校师生观看《千万不要忘记》这部影片，并要求大家写观后感。语文老师紧密“联系实际”对学生作文进行了点评。一时间，有些爱穿花衣服的女生再也不敢穿花衣裳了；有个别常去饭店“吃点心”的同学再也不敢大摇大摆进出饭店了，甚至连经常穿鞋子上学的同学也少了，“光脚板”的同学也多了起来。
由于当时电影成了“宠儿”，因此滋生了一些倒票贩及“黄牛党”。他们将新片票炒高价。每当新片上映，就出现走后门买电影票的现象。那时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深受尊重。记得梧塘影剧院有个三十多岁的女票务员，长得白白胖胖的，头发经常抹发油。当她走在街上时，许多认识她的人都向她寒喧，不认识她的人也向她投以羡慕的目光。老百姓想方设法靠拢她，想通过她帮忙买到电影票hellip;hellip;人们为了争看电影新片，电影院门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售票窗前人头涌涌，挤压得令一些购票者喘不过气来。一旦拿到电影票，离开购票窗口，早已大汗淋漓，但他们的脸上却绽放着兴奋的表情。
每逢影剧院放电影，影剧院的周围有各式各样的小食担，如扁食担、“蚮猴”担、“炒骨”米粉担，炸油条、炸“菜头（萝卜）饼”、炸芋粿等摊担，还有卖糖胶的叮当声、卖糖果橄榄“拖”的拨浪鼓声不绝于耳，再加上熙熙攘攘的等待进场看电影的观众，影剧院的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hellip;hellip;直到曲终人散，影剧院的周围才恢复了昔日的寂静。
电影放映过程中，有时“正片”未能按时赶到，放映员就先放一些纪录片，这会使观众静下来。当正片开映时，场内就会响起掌声。电影放映过程中，观众神情早已投入到画面中去。他们紧张地注视着剧情中的每一个情节和正反人物。放映《红色娘子军》，当“南霸天”一出现，有的观众就喊“打倒南霸天”；一部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引起全场哭声；电影《平原游击队》中出现游击队队长李向阳时，大家就鼓起掌来。每当放映中途换片、等片，或断片，观众就不耐烦地发出唏嘘声，有些调皮观众甚至吹起了口哨。当放映员将影片接上继续放映后，人们又马上重新把目光投射到银幕上。
当时部队放电影成了观众先睹为快的“前沿阵地”，部队驻地周围的老百姓都能沾光看新片。特别是农村的年轻人和小孩得到“晚上有电影”的信息后，他们都会早早地赶到部队露天大操场等候hellip;hellip;放映前，部队内部互相挑战唱革命歌曲，这边指挥员呼喝着：“一连来一个要不要？”战士们一齐响应“要”，一首歌唱完了，指挥员又高声“发问”：“唱得好不好？”听歌的战士们一片齐声“好”。那边的指挥员也呼喝：“二连、三连来一个好不好？”大家又呼应着。歌曲唱了一曲又一曲。歌声嘹亮而又雄壮。当银幕上出现闪闪的“八一红星”hellip;hellip;呼喝声才平静下来。
广场电影也是市民娱乐的爽事。节日期间，政府部门也常常免费放电影，人们就奔走相告，互相通知。电影还未放映，场内早已坐满站满了观众，一些小孩还爬上树杈、围墙、屋顶观看，有的还在银幕后席地而坐看“反片”。
那个年代，不论革命战争题材影片，还是工农业题材影片，或是科教影片等，观众都颇感兴趣，而且对电影明星非常崇拜。曾很长一段时间，梧塘影剧院的墙上展览着中国十大影星王心刚、孙道临、于洋、郭振清、李亚林、田华、秦怡、谢芳、赵丹和王丹凤的照片，令影迷们仰慕不已。学生粉丝们的书包里、课本里都夹着电影明星的照片，在床头墙上贴着电影宣传画。
岁月冲走了昔日电影的印痕，但也会留给人们不尽的眷恋。这些电影院曾承载着千千万万电影迷的趣乐，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也许那些老电影院今后会被时代潮流冲击得无影无踪，但那个时代看电影的场面，会让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