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柔远

提起粮本粮票，上年纪的人都知道，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产物。在那年月，食品都实行凭票供应，粮票可是人们居家过日子的“必需品”，是人们的“命根子”。
“以粮为纲”的年代，粮票同钱票可说是如影随形。上饭店买馒头、吃面条光有钱还不行，要有粮票，没有粮票，即使兜里有大把大把的钞票，也买不到可以充饥的东西。当时有人形容粮票是“吃饭的护照”。于是，不管出差、访亲戚，凡出远门的，都要到当地粮管所换取一定数量的粮票，出市要带省票，出省要带全国粮票，否则根本无法远行。出远门带粮票在那时寻常得如现代人带身份证一样，谁也不会忘记也不敢忘记。就连那年月的乞丐也不仅仅讨钱，还要粮票，因为仅有钱还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粮票走进千家万户，又在千家万户演绎出无数令人难忘的故事。
现代人存钱讨老婆，而那个年代的人却是攒粮票娶媳妇，用粮票作红包也是那时很受欢迎的礼金。谁家要是有亲戚接济几斤粮票几两油票，那是值得高兴和显摆的事。粮票的出现，对困难时期的粮食保障供应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特别是进城就医的农民，他们进城前总是想方设法去换取粮票，因为没有粮票就很难入住医院，一日三餐也是难求的。
在那个年代，对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来说，所谓“粮食关系”与城镇非农户口同等重要，不仅在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迁移，一样受粮食关系的束缚。如果谁想到另外一座城市工作，除了要办理户口迁移，还要办理粮食迁移，否则，到了新单位也吃不上饭。与粮票相配套的，还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及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这就有了明显差别的城里人和农村人。那个时代的人们不可以自由流动，农村人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外出务工经商，随意进城打工，因为每月定量供给的粮票、油票，只有城市和城镇居民人口才有，没有城镇非农户口的身份，就拿不到这些票证，农民离开土地，就是到了城里也无法站稳脚跟。
有粮本、吃商品粮的人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就是城市和城镇的居民，而那些种田耕地的农民是没有这个福分的。那时的商品粮是定量供应的，根据个人年龄、性别、工种，当地政府按月发放一定的数量，粮票20~45市斤不等，油票4两。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除享受议价粮油的物资供应外，在求学、招工、退伍安置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也有“优惠”，这是农村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也是当时所谓的“城乡差别”。户粮在当时意味着身份，意味着有社会保障，有工作安排。在中学校园里，那些吃商品粮的居民子弟满脸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一到毕业，城镇同学就是待业青年，如若招工，就可以进城入厂当工人当干部端上“铁饭碗”。而农民子弟一律称为青年农民，只能回村务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人生活。
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所有的前辈都希望自己的后辈更长进，农村父母更是如此，农村孩子也是千方百计跳“农门”进“城门”，而一张张的粮票却如重重阴山阻隔多少祈望。那时，农家子弟要想拿到粮票吃上商品粮，就只有拼命读书，这样才会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那些农村的父母也都意识到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为了不让子女像自己一样一辈子在田地里“扒田窟”，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们读书，盼望子女能上个中专考个大学，脱离农民户口，到城里过上拿粮票吃商品粮的好日子。是啊，当时农村孩子只有通过考学才会改变命运，才会摆脱农村父母的宿命，才能变成有户粮关系的城里人。幸福着粮票所幸福的，盼望着粮票所盼望的，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不同人生。
上世纪80年代，县城里的工厂可说是遍地开花：机械厂、水泥厂、织布厂、氮肥厂、烟酒厂、红砖厂、糖厂hellip;hellip;县劳动部门每年都组织一、二次的招工，招录的对象必须是有商品粮的初高中毕业生。我亲眼看到我兄姐辈前赴后继地涌向招工大潮。他们大多把这些国营单位作为衣食父母甚至是大有作为的天地。城镇的一些父母都想着让自己的子女放弃学业早日招工就业，主要是因为心里有着这样一本账：能早日赚钱，而读书要花钱，还不知今后的前途如何。
只顾眼前利益和急功近利的本性，自然让人眼光短浅、求近舍远，只考虑盈手可握的事情。与我同龄又有户粮的同学初中毕业后纷纷参加招工入厂，极少选择读高中考大学。一是企事业单位收入高，福利好，有着真真切切的实惠，一旦被录用，毫无疑问地捧上“铁饭碗”；二是学业辛苦，况且高考之路十分不易。在那年月，城镇人谈及最多的不是考大学的事，而是谁谁考上城里哪个单位，有如现在大学生热衷考公务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