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文

进入冬季，寒风阵阵来袭，街边烤红薯的生意日渐红火，每次路过我都经不住那一个个馋人的诱惑，破费点先是暖手，后是解馋暖心。
红薯，又名番薯、地瓜，其学名为“甘薯”。儿时，每顿饭烧好后，黄豆秸杆燃烧后的灶膛里火星旺旺的，大人们会挑上一两个表面光滑顺溜的红薯扔进灶膛hellip;hellip;放学后，孩子们扔了书包就奔灶房里，去掏那“火烧”红薯。拿在手里软软的，用小嘴吹去红薯表面的浮灰，剥去外皮，红薯的甜香味撩拨着你的味蕾，容不得多想，一口一口吞了下去。在饥饿年代，这“火烧”红薯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估计要比现在孩子书包里的零食强一百倍。
还是在生产队时候，我们那儿种植了很多红薯。多数是在雨后趁墒情好，剪蔓栽插红薯秧苗。红薯在众多作物中属于粗放易生型，摔摔打打也能长大。这个优势被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商人看中，他偷偷扯了几条红薯藤蔓藏在水管里从吕宋（今菲律宾）带回，干旱饥荒的年代，其他粮食作物绝收，只有这红薯在灾年丰收，不知救活了多少百姓的生命。此商人就是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后人尊他为“甘薯之父”。
红薯对肥料的要求不高，多上点草木灰和磷肥就可以了。到了十月，豆儿和稻谷早已进仓，只有一垄一垄的红薯还在地里翘首等待着主人将它们领回家。红薯 叶儿被苦霜折腾得失去了往日的浓绿，渐渐地变黑，似乎在向夜靠拢。于是，队长召集人们开始起红薯，女人们用镰刀砍掉红薯的秧子，并用板车将其拉到牛圈做为耕牛的饲料hellip;hellip;
小时候，我最羡慕生产队的会计，一个算盘被他打得油光锃亮，三下五除二就能算出每户应分得多少斤红薯。全队四十多户，就有四十多个跟坟头似的分好的红薯堆。而后会计又会在每堆红薯里，找出一个大而圆的红薯，用大拇指的指甲划掉红薯的外皮，露出雪白的线条来，那就是户主的姓名，这个刻有姓名的红薯，被放置在红薯堆的最高处。一放学，我们就会去找属于自己家的那堆红薯，然后帮父母把红薯运送回家。一九九四年，我当上了村会计，比那个小队会计的职责又大了些。但是，我很失落，曾经的红薯堆真的就变成了一个个坟头，包括我羡慕的那个小队会计，怎么一眨眼他们都走了。
有的人永久地走了，再也不见回来；更多的人则成了候鸟，只有“年”这一个诱饵才能勾起他们抑或是她们心底的那个软肋。我整日在村里见到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光鲜的年轻人回来找到我，我很高兴，他们拿了盖上村委会章的介绍信，到镇上领了结婚证，就又不见了人影。
戏剧电影《七品芝麻官》里清苑县知县唐成有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言下之意，做官要心系百姓，否则，还不如回家种地卖红薯。
看来，这平平常常且能解荒填饥的红薯，总是与古铜色的“草民”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它们的后代在白色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红色红薯、黄色红薯和紫色红薯。白色红薯生吃像梨一样清甜，而那黄色的红薯最适合街头烘烧，食之甜软如饴。紫色红薯小巧玲珑，品相极佳，它们已经走进了星级酒店。
无论它们行走在哪里，无论它们清洗了多少遍包装了多少次，它们身上的那股乡土气息都依然还在，浓烈得原汁原味hellip;hell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