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梅

老屋是非卖不可了。
大姐嫁为人妇，二哥远走他乡。待到我也走上讲台为人师时，就只剩母亲一人在家了。
大姐回娘家来要接母亲过去，在外地的二哥也寄盘缠来要我将母亲送过去，母亲却不肯，像老燕守巢般守着已空空如也的老屋。
于是我们只好恳请拜托乡邻照顾，并尽量为母亲筹备好生活所需。终于母亲还是跌了一跤，而且不轻，跌在菜地边。一只胳膊再没复原，拿小东西都艰难。
心中愧疚，更恐难以面对大姐二哥。我便又求母亲，好说歹说，母亲这次没再坚持，很懂道理地答应到我学校去住。接着，她小心翼翼地问房子咋办？我告诉她先托人照管，想回来时还可以回来。母亲很高兴，很放心很自豪也很新奇地跟我一起上了汽车。
后来母亲还是忍不住，让我带着回去了几次。看到孤寂的老屋日趋败落萧条，母亲便流泪，请求让她留下来住。这却已是不可能。离家两三年，停止了劳作，尽管也生过几次病，但母亲还是发胖起来，很显富态，连走路也有些气喘。更因为不放心，我始终硬着心肠不理会。
母亲知道无望了，就不再要求留下了，继而便让我将老屋卖掉。“说不定成了别人的东西，我就不再挂牵了呢！”她说得很轻松。思忖也是，我就下了卖房的决心。
卖房是在两个月以后，原本是不让母亲去的。她却执意要去，并且保证不哭。我遂叫上大姐一道去。
买主是一个熟识的邻里。价钱也已说好，在城里可以买到大半套像样的家具，而且约定两年付清。已顾不上这些了，只希望能从此割却母亲心头的牵挂。同时，也祈盼这久无人居的老屋不至在风雨的剥蚀中倒掉。
收了“交头钱”，与买主立了字约，却不见母亲，只听见有啜泣自另一间屋子传出。是父亲咽气的那间里屋，母亲正依偎在床头。一只硕大的老蜘蛛，正忙碌着补织床栏上一张残破的网。听见脚步声，母亲慌忙站起，慌忙抹着眼，颔首嗫啜着，满脸通红，很害羞的样子。一股热浪，于心底喷涌而起，我轻轻拉过母亲，轻轻抚去那老脸上的泪，而后搂拥着她，呵护如一个年幼的妹妹。
老屋已不属于我们了。包括那可以烧红薯的灶头，那可以写作业摆生日宴的木桌；包括每天从窗户照进来的红暖的阳光。奶奶和父亲在堂屋的墙上很淡漠地看着我们，黄的灰的水迹烟痕斑斑驳驳地布满他们的身上和相框，演绎成一种战栗包裹我。此时，我有一种哭的冲动。
老屋终于已不属于我们了。母亲陪嫁的那只红木箱被我轻巧地拧着，奶奶和父亲的相框将箱壁叩击得“咚咚”直响。老屋的新主人在长声吆吆地唤他的儿子，一如我当年的父亲。
母亲在姐姐的搀扶下走得很认真，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