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进入莆田六中读初中。学校位于涵江这个滨海小镇之东的青璜山上，前面有一条银链似的望江河，还有一片平展展的田野。白帆、云影和四季的繁花，叫人心醉；山坡上有百余棵松树，飘散出松籽的香气，还不时奏出气势磅礴的松涛曲。在那棵不知道长了多少年的松树上，高挂着一口几十斤重的大钟。上课、下课、紧急集合hellip;hellip;大钟会用不同的音响和节奏发出钟声。
那些年，全国掀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hellip;hellip;”这是著名的“五·七指示”，也是当时学校教育的指导纲领。学工学农学军以及到社会上去做好事已经成为当时学校的必修课，文化课除了学习《政治》、《工基》、《农基》、《语文》、《代数》、《几何》等，每学期都要花一定时间到厂区学工、下田间学农、进军营学军，学生还要去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磨练我们的革命意志。
1969年秋天，莆田六中组建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在那个时代，能被选入宣传队是倍加光荣的一件事，至少说明你是根红苗正。那时候，校宣传队排演大型组歌，需要大量演员，学校从各个连队（当时的年段）抽调一批少男少女进入校文艺宣传队。在学校层层筛选下，16岁的我有幸被选进校文艺宣传队，那时我在文艺队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在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眼里我就是一个小弟弟。
那时我们年轻单纯、热情奔放，除了认真学好文化课外，还经常日夜住在学校里排练。排练场是教室，一般都在科学楼实验室里，场地有限，大家把课桌撤向四周，腾出空间来，没上节目的同学找地方去练基本功。同学们在教室外的走廊上下腰、压腿、劈叉、倒立等，练习表演动作、背读台词hellip;hellip;
在排练场旁，有一排一层的三间房子，那就是学校宣传组。经常能见几位美术老师和一些高年段的同学在里面画着写着。那时，宣传队演出布景、道具、舞台幻灯片等也都是这些老师所做所画，我记得我还给几位美术老师画布景、做道具打过下手。
排练场和宣传组近在咫尺，我在排练休息之余，时不时地溜进了宣传组里，看着老师们作画，被画面上淋漓而酣畅的水粉笔触、明亮而浑厚的色彩效果、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吸引。也有那么几位连队的学生们在那里学画。其实，我打小就喜欢绘画，上小学时还临摹过小人书，临摹时间长了，也有了一定的绘画基础。后来，我一有空就往宣传组里跑，看老师们作画，日子久了，我对绘画又产生浓厚兴趣。
当时，宣传组老师们画最多的是宣传画（亦是水粉画），因为学校宣传栏的刊头是宣传画，学校运动会、军训场上也都张挂大幅宣传画。记得那时，王鹏飞老师画的水粉画很吸人眼球，他画的水粉宣传画色彩纯度高，酣畅、明丽、松软、细腻，能够产生较为微妙的色相、色度和灰色调。它有油画的厚重、饱和，又有水彩的清新、柔润，并有不同于油画和水彩的麻绒般素雅的哑光效果，所呈现的质朴感和可呼吸感使水粉画有着别具一格的视感。我们非常喜欢王鹏飞老师的水粉画。
有一次，恰逢陈鹤老师在画室里画虎，我喜出望外，站在一旁看着，早就耳闻陈鹤老师是一位诗、书、画三绝的名家，擅长画虎，且看陈鹤老师捉笔立定，目光注视纸面，一会儿，便在纸上下笔，不知陈鹤老师腕下神力何来。观其执笔，先饱蘸浓墨，然后右手拇指、食指顺势捋下，将长毫中余墨沥掉，毫尖侍弄作平头铲状，斜斜入纸，一边光，一边毛，金石味的线条应手而出。唯刻画到较精密处时，方将毫尖复捻成尖，出细笔而足成之。而后又撤身退后几步端详，紧走几步趋前细瞧、细思，良久，再回到画面前，气脉便畅，下笔便无一不是了。半天，一只下山虎便跃然纸上，那炯炯有神的双眸，散发着凛凛的气息，还有俯瞰一切的霸气。似乎只要它的一声吼叫，整个山谷便会自发地颤抖hellip;hellip;
那时学校组织成立美术兴趣小组，我和一些酷爱美术的同学参加，在宣传组里学素描、速写、色彩，用所学到的美术基本知识和绘画技能用于学校宣传栏、排（班级）黑板报、连（年段）宣传墙报的设计绘制。我记得在宣传组学习绘画除了一连、二连、三连学生外，还有我们四连同学，这些同学分别是佘山、吴克强、蒋志雄、林明基、孔纪华、李福生等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