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媛

大伯过世了。
正午，父亲打来电话，让我回家送大伯一程。我坐上车，心里悲伤弥漫，一众往事，翻上心头。
父亲三个兄弟，爷爷早逝，是奶奶走街串巷卖菜，养大了他们。父亲很少说起以前的事，但从父亲三兄弟敏感易怒的性格可以知道，少年时他们一定受尽欺凌。
我从懂事起，就知道大伯是很厉害的人。他很会赚钱，是村里最早的万元户，他家最早买电视机，一大片农田上，他的新房傲然挺立，轰动一时。他是个极有雅趣的人，喜欢种花，喜欢看戏剧，总是打扮得很得体，家里也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各种新式的家具总能在他家看到，柜子上还有造型地摆列着各种照片。照片上，大伯或西装领带，或风衣夹克，与童年的堂哥堂姐一起幸福地微笑。
父亲对大伯的感情很复杂。在他对我曾有的描述里，大伯念过高中，文笔通畅，写得一手好字，还拉得一手好二胡。可父亲又对大伯婚后兄弟渐渐隔阂，颇有微言。大伯母是个能干而凶悍的人，脾气暴烈，难以沟通。大伯在婚后越发软弱，家中事往往由大伯母作主。于是，兄弟渐行渐远。
大伯生了一男二女。随着孩子长大，家里的气氛常常是战火弥漫。大伯夫妻、父子、母子常吵成一团。母亲是个柔顺的人，对大伯家的家事避而远之。可堂哥一吵架，总是找父亲当避风港。在父母的劝导声中，我们小孩总可以知道他家又发生了什么事。
日子便这般在吵闹中过去。终于，大堂哥结婚了。大伯母是个坚定的早婚主义者，在大堂哥18岁的时候，她就急急地为他订了村里的一个女孩子。随后就是结婚、生子。家庭又有了新的矛盾点。大堂哥终于带着妻子离开莆田，去福州开服装店。不常回来，可一回来，必定有场家庭大战，混乱不堪。
随着两个女儿出嫁，大伯渐渐成了一个满腹愤恨的人，跟他聊天，无论什么话题起头，必定会绕到“逆子”上，讲不了多少话，就会情绪激动得红脸。我不再看到他写字、拉二胡。他的神色之间也渐渐变得不平，易怒。有时，我看着他，会惘然，父亲口中那个有才气的大伯哪里去了？
大伯查出肝囊肿是前几年的事了。医生说是早期，应该好好治疗。我们也常劝他，现在医学发达，经济方面又不成问题，一定要及时治疗。可是大伯他不听，他最介怀的是，大堂哥没有如孝子一般为他治病。他说，这样即使病好了，也会被儿子气死，不如不治。于是，他便开始准备身后事，买了墓地，趁着能动，跟大伯母去游山玩水，去游历各地，他说想去多看看风景，才不枉此生。
今年年初，大伯的病情终于恶化。在住院之前，听说他还在计划广西之行。长期的愤怒彻底摧垮了大伯的身体，只一个月多的时间，他就被病魔折磨得变了形。大堂哥终于成了一个孝顺的人，侍候床前，衣不解带。大伯终于原谅了儿子，他们抱头痛哭，泪水释尽了以往的那些纷争。求生的欲望又回到了大伯身上，可他却早已错过了治疗的时机。我想，病床上的大伯是后悔的，可又是解脱的。他成家后，一直陷在家庭的争吵里，现在终于能够清静了。父亲说，大伯过世前几天，一直在说，奶奶来接他了，可他真的不愿意走，他还想再多活几年。
我在回忆里潸然泪下，为大伯的这一生唏嘘不已。
踏入大伯家时，大家都在准备仪式。国良叔深谙葬礼习俗，他指挥着家人置放各种丧葬用品。大伯母早已给大伯穿好寿衣，他躺在厅前的木板床上，全身蒙上一床白布hellip;hellip;
联系的殡葬车准点到来。被大堂哥抱起入殓的大伯轻瘦得让人心酸，他的魂魄已离身体而去，他像断线的木偶一样任人摆弄，不再有丝毫生气。
灵车往火葬场开去。烈日当空，暑气蒸腾，与大家的悲伤形成了对比。见证死生，总觉得有种情绪如鲠在喉。火葬场坐落在山里，树木成荫，潮湿，凉风从四处灌来，有种幽静的阴森，想来这里就是黄泉与人间的阴阳交隔地了吧。
那把火烧起来的时候，大伯母哀哀的哭声，让人心碎，她让大伯快逃、快逃。她让大伯好走、好走。一时之间，众人泪再也止不住，纷纷滚落。四十几年的夫妻，朝夕相处，一朝死 别，无不肝肠寸断，看得旁人也是悲伤难受，国良叔劝慰大伯母，要节哀，让大伯干净地走，让他了无牵挂地走。
回去的路上，大伯母渐渐止住了哭泣。国良叔劝慰她说，每个人，来世上一遭，都要走回这条路，要学会看淡死生。死者已去，生者还要继续生活。
这一场葬礼，让我明白了民间礼俗的真正意涵。死生之间，有礼存焉，对生者，这是最大的安慰，对死者，这是最深远的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