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祖厚

最早知道世界上还有甘蔗这种农作物，是在1958年。那是我们大队里第一次种植甘蔗，种植的甘蔗品种叫“白目眉”，莆田话的发音近似baacute;mabaacute;i，意思是“白眉毛”，因为节的上下各有半公分宽的白粉，没有白粉的地方皮是青白色的。这种甘蔗杆粗产量高，多节，节间距离只有5公分左右，甘蔗皮坚硬无比，啃不动，还让你嘴唇上沾满了白粉，所以人们几乎都不吃。
接着是大饥荒。糖厂把榨糖剩下的甘蔗渣碾成糠状，分配到生产队食堂，食堂将其加工成馒头大的馍馍，每个人一个。虽然有点苦，饥肠辘辘的我感觉还挺好吃。盼星星，盼月亮，几个月里总算吃到三、四回甘蔗渣馍馍。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下文。有一天黄昏时，我父亲和叔父借了生产队的船，叫我们帮忙一起把新近印制的“土格”搬到船上，说要运到“顶洋”去换板糖。“土格”是用来盖房子砌墙用的。木兰溪南面的叫“南洋平原”，城黄公路以西叫“顶洋”，城黄公路东边就叫“下洋”。
第二天黎明，下了一场中雨，船上的“土格”被淋湿了。父亲和叔父正担忧人家不要淋湿的“土格”，不料雨下得越来越大。兄弟俩硬着头皮上路，我跟在船上，还好半途雨停了。三个多小时后，当我们把“土格”运到今天的新度镇后廖村时，买主听说是换板糖给孩子救饥的，又看到我们衣服都淋湿了，冷得直颤抖，动了恻隐之心，同意收下淋湿的“土格”，并把板糖付给父亲和叔父。那几天，我们就靠着分的一点点板糖充饥。
原来，“顶洋”人种植了很多甘蔗，没有粮食，大人小孩就直接吃甘蔗。当时，村里有很多人家有私人的土法榨糖作坊，用以制作板糖。20世纪70年代，我在郑坂村和后廖村做木工活时，还看到村子里遗留下的巨大的榨糖石磨。因为土壤好，没有被凌厉的海风吹到，所以“顶洋”的甘蔗比我们老家甘蔗甜得多也软得多。听村子里的人们说，很多人当时吃甘蔗吃坏了牙齿，但是都没有挨过饿。“顶洋”人还种植紫色甘蔗，我们称之为“乌龟蔗”或“乌鬼蔗”。
大概因为甘蔗寓意是“甘心之嫁”“嫁得甜”，所以老家习俗里，定亲仪式结束时，女孩子的父母会将已经准备好的两株叶子完好且带根的甘蔗，分别用一寸宽的红纸条作腰封，再用红绳子绑在一起，让男方父母带回家。结婚的第二天是“请郎爷”（或曰“请仔婿”），宴会结束时，新娘子的父母也会准备两株甘蔗、一只童子公鸡，用稻草扎一条辫子，把公鸡的两个翅膀分别扎进辫子，好让新娘子提着和新郎以及伴郎大爷一起回夫家。
甘蔗收成自农历十一月起，至迟在正月中旬结束。我是二月底定亲的，且是在次年的二月底结婚的。这个时候，上一年的甘蔗已经都到糖厂变成糖和甘蔗渣了，新生的甘蔗又还没有抽芽出土。二月份要嫁女儿的人家都会预先留用，结果拿出来时叶子都已经萎蔫干枯得不像样子了，只好将就着使用。我母亲怕亲家到时候拿不出好看的甘蔗，就早作预防，在屋后的菜园里栽了甘蔗，而且赶在十月份初就砍掉甘蔗。因为天气还比较热，留下的甘蔗头，没多久就长出新甘蔗来，到农历二月份底，便已长到一米左右个头，而且非常茁壮葱绿。定亲时，将其挖起来送给亲家，邻居们都很惊讶，这个时候哪里来这么好看又风光的甘蔗？我结婚时，母亲又是如法炮制，解决了她心目中的一件大事。
旧时女孩子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孩子自己没能做主，未必会甘心出嫁。随着时代的进步，就有新娘子拒绝提甘蔗和童子鸡，以表明她们不是甘心“自投罗网”到夫家的，不是莆田话说的“没请爬上鼎”，抑或只是考验看看夫婿是不是听从妻子的调度，当然还有可能是很愿意嫁过去却仍然想矜持一下，装出不愿意出嫁的样子。可是也有新郎怕被人耻笑，为了面子不愿意拿甘蔗和鸡的。
我结婚的第二天，“请郎爷”宴席结束时，岳父母准备好的甘蔗和童子鸡，我妻子就不愿意提着而是递给我。这个时候的面子一斤多少钱？我很乐意地接了，一直拿回家！妻子虽然不是背井离乡来我家，但是突然和不那么熟悉的人生活在一起，起码心理上是比较孤单的，给她一个面子又何妨？感谢甘蔗，我多了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
1978年，我在福清师专读书，到农历十二月廿五日才放寒假。糖厂通知第二天轮到我们生产队砍甘蔗。按劳动力分摊任务，妻子生下二女儿才几天，正在坐月子，我顶替妻子去砍甘蔗，剥蔗箙，修掉根须，斩下甘蔗末段留种，捆扎，挑去过秤，收蔗箙挑回家。妻子烧饭烧菜，照料年幼的大女儿，无怨无悔地做我的后勤。甘蔗成了家庭生活的中心，连刚刚出生的小家伙都知趣地不哭不闹。
后来分田到户，分配种植甘蔗的任务，我家也种了几分地的甘蔗。甘蔗生长期整整一年，扦插蔗苗，定期扯蔗箙、打农药、培土，汗流浃背，农民都会觉得这些理所当然是生命的一部分。艰难在于：甘蔗田地里大蚊子特多，我和妻子都怕蚊子，在甘蔗地里劳作时，成千上万只蚊子在头上和身子周围嗡嗡嗡乱飞乱叫，这些蚊子除了在身体裸露的地方吸血外，还能够待在衣服的外面，把吸管伸进衣服和皮肤，狠命地吸血。常常是一巴掌会打死十只八只蚊子，逃脱的不止十倍多。
房子周围都是甘蔗田，夏秋季节，房子内外飞机似的大蚊子就特别多。吃晚饭时，两个两三岁的孩子被蚊子叮得哭叫连天，那时没有电灯，吃晚饭时我们就搬只椅子到眠床里当饭桌，点上煤油灯，摆上晚饭，驱赶蚊子，放下蚊帐，让孩子们在床上蚊帐里吃晚饭。吃完晚饭，孩子们要到门口砖埕上听大人讲故事或聊天，我们就每人拿一个装谷子用的麻袋，把腿脚伸进麻袋避难，这样双手就可以专门对付叮咬上半身的蚊子了。
哪天砍甘蔗不是由蔗农自己做主的，糖厂通知我们生产队哪天砍甘蔗就哪天砍，绝对耽搁不得。有两年通知我们砍甘蔗刚好碰到大年三十，还有一年碰到正月初四做大岁，而且还都下着冷雨。整天穿着雨衣都不解决问题，扯蔗箙或修根须时，手一抬起，冰冷的雨水从袖口一直往身子里灌，冻得我们直哆嗦。到下午做完所有的活，把甘蔗一捆一捆绑好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草草煮些东西吃，累得早早睡觉。次日天亮，我们还要赶早把甘蔗搬到船上，运到指定地点，又搬到岸上，等待糖厂车子来，还要再搬上车送到糖厂去收购。于是，初一早和初五早的长寿面也没空煮，孩子们也跟着我们过不像样的年。
20世纪90年代，糖厂停产后，政府不再强制种植甘蔗，老家的农民们拍手叫好。
都说甘蔗好吃，可甘蔗的甜来自劳作的苦，而生活甜是因为你体验过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