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爱娅

我的父亲是位中学老师，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像现在这种先进繁华的生活，他一点儿都没有享受到。如果他现在还活着的话，看到这些高楼高铁、飞机轿车，不知该是怎样的欣慰。就像我母亲说的那样：“他是个命薄又没福气的人，没退休就走上了黄泉路。”
父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一副寒士形象：高挑的身材，清秀瘦削的白脸，一套洗得快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老辈有文化的人都说他年轻时有“玉树临风”的气质，不然像我母亲那样的大小姐也不会嫁给农家出身的他。
其实，我的父亲很多时候都是古板的老夫子形象。他把在课堂上对待学生的严厉态度拿来对待自己的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怕他，躲着他。现在我的梦中，父亲的脸都是板着的。
可是学生们的家长都很尊敬他，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学问好，又老实，又负责，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就是在他被“剥夺”了教书权力靠边站时，人们都还在暗地里敬重他。过年时，人们会请他写春联，请他写家信，闲时还会聚到他身边说说话，尽量照顾着他的自尊心。大家从他那小心翼翼的神情里，能看得出他心里的感激。
1970年以后，父亲不知怎么又开始教书了，但他已经不敢对学生要求严格了。他本来是在城里搞教育干事的，因为受家庭成分的影响，被调到了远乡教中学。当时的那种环境里，有文化并不是件好事情，就像我喜欢看书反被人笑话。可我的父亲就是愚钝得很，不懂得审时度势，在课堂上还是很认真地教课。见学生不听课，自己气得慌，还把这种情绪带回家。我很小就听见母亲埋怨父亲：“人家不要知识，你硬塞，天下也就只有你这么个lsquo;大傻瓜rsquo;。”
被埋怨后的父亲似乎也想改正，也想学别的老师那样马马虎虎地混日子。可是，每到星期天回家来，他还是把“某某学生不听课”、“某某学生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的话带回家。这时候，母亲又开始“攻击”他管太多了。每每此时，父亲就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低着头不吱声。
不知从何时开始，父亲星期天回家总是带一大包东西。第一次见到，我们以为里面有好吃的，结果一打开全是学生作业。他白天不帮我母亲干活，整天趴在桌上仔细地改那些作业，写评语，一天也改不了多少。到了晚上还要占用家里的煤油灯，这又引来我母亲愤怒的声音。
有天，我大着胆子把父亲的那些学生作业一本本地偷着翻了一遍，妈呀，把我吓了一跳。原来大部分的作业本上都是红红的字迹，等于是父亲把这些学生作业重做了一遍。我怯怯地向父亲发话了：“你把学生作业本改得面目全非，人家肯定不高兴，如果是我也会不喜欢的。”“都是错的，难道不改正吗？小孩子懂得什么？”母亲又接上话：“你爸爸就是木头脑筋，无论怎么说就是不信，专干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父亲见我们埋怨他，开始为自己辩解：“人干哪行，都是有自觉心、道德心和责任心的。就像那木匠打家具，总是想往好里打，没有谁有意把东西做坏。我有时也想马虎一点，可良心又做不到，不然怎么有职业道德这样的话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职业道德这么个词儿，也感觉到我的父亲是极有道德心和责任心的好老师。可是他的那些责任心、道德心在当时并不被人重视。待到人们疯狂地追求知识、追求文凭时，他已躺到了病床上。对那些来看望他的学生，父亲只有一句话：“要好好学习，一定要好好学习，知识永远都重要都有用。”
我那清贫一生的父亲，还没有等到自己“有用”时，就悄然离世了，给他的学生和认识他的人留下了无尽的叹息：“这么一位好先生走了，真是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