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枫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但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父亲是当兵时入的党，复员转业回到村里，当了村干部。按理说，父亲当干部，我们家的日子，应该比同村人过得宽裕些。可是我跟着他生活了近四十年，四十年的光阴里，我竟然没有丝毫的“优越感”。
不光我没有，我的母亲也没有。
土地归集体时，他管着集体上千亩的果园和林业，而我们家却没有柴烧。秋季来临时，母亲强拉上我和姐姐去了果园，用耙子归拢树下的落叶，从早晨干到日上三竿，我和姐姐饿得前心贴到了后背，便央求母亲放我们回家。可母亲不许，我们只能硬撑着干，终于装满了一排车，准备往家赶时，正好碰上了父亲，他先是训斥母亲，不该随便动公家的东西，接着就一包一包往下卸网包里的树叶。那一包包的树叶，凝聚了母亲、我和姐姐一上午的心血，母亲心疼，我和姐姐更心疼，为了它，我们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母亲不许，父亲强卸，他们俩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父亲争不过母亲，干脆挡在了地排车的前面抽烟，边抽边教训母亲：“这不是小事，而是违反了党的纪律，全村两三千口人，谁家不缺柴烧？都来弄，这林业一天就能抢光！”“那是你们的党纪，我只知道没有柴火烧，今天孩子就得饿肚子。”母亲说完就流泪，她流泪，我们姐弟俩也跟着流泪。到今天，想起那一幕，我的心里仍五味杂陈，父亲的执拗，苦了母亲，更苦了围在母亲身边嗷嗷待哺的孩子。
麦收季节，村里组织了抢收抢种小分队，专门帮助没有劳力的家庭抢收麦子。父亲任小分队的队长，麦子一开镰，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坡上坡下地在别人家的地里忙开了。这更苦了母亲，我们家的麦子，全由母亲带领着还没有成年的我们去收割。那一年麦子被风刮倒了，不好割，我们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干了一上午，往往也割不出几分地来。母亲派我去找父亲，找到他时，他说：“分队这么多人，我走了，这活怎么干？回去告诉你母亲，慢慢干，等支部派人来替我，我立马回去。”回来后，我把父亲的话，对母亲一说，她不干了，扔下镰刀，就要去找父亲，我们怕她去了，又跟父亲吵架，拼命拉住她。她去不了了，坐在麦垄间哭，边哭边数落父亲：“放着自家的活不干，跟人家去干，有本事，去别人家吃饭，别回家！”
母亲说得没错，一直到麦子割完，父亲都还没有回家。运麦子时，母亲特意避开父亲，直接找到村里的拖拉机手，让他帮忙把麦子给拉回家。正当我们把麦子装上车时，父亲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先是训斥拖拉机手无组织无纪律，接着就自个儿跳上车往下卸麦子，可怜那些麦子啊，经过这么一折腾，麦穗上的麦粒儿便所剩无几！父亲这次是真生气了，暴跳如雷。这一次，母亲没敢发作，她知道父亲的性格。后来的结果就是，母亲被父亲气病了，父亲趁着月色，叫上我，拉着地排车到地里，把那些麦子拉回来，疲惫困乏，加上麦芒针刺一般地扎人，我在心里对父亲充满了怨恨。这种阴影，一直盘踞在心底，几十年都挥之不去。
父亲走后，母亲说：“你父亲用他的lsquo;党纪rsquo;，lsquo;压rsquo;了我一辈子，让我吃了一辈子的lsquo;亏rsquo;，一辈子没占集体半点便宜，要说lsquo;恨rsquo;，我比你还lsquo;恨rsquo;他的执拗，可是反过来想想，如果违背了他的意愿，他这辈子不就白活了吗?”
从母亲的话里，我隐约觉得，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却把他的“党纪”传染给了母亲，只是父亲的“党纪”严厉，母亲的“党纪”委婉罢了。
受父母的影响，我从未向集体提过任何要求，因为我知道，我也是党员，也应该遵守党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