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章同志回到祖国不久，肾脏病又复发了。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仍然抱病参加工作。那时正讨论我国科学应该根据什么路线发展问题。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支持科学应该满足国家人民大量需求这条路线，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路线。根据这个观点，当他感到祖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建立放射性化学这门学科需要人才的时候，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自己一向所熟悉的理论化学，抱着从头学起的精神，热情地参加了有关放射化学的工作，并且在这方面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在制定放射化学十二年远景规划时，他提出了很多有系统的建议，这些建议的大部分经大家讨论后，都被采纳在科学十二年发展远景规划内。”悼文对郭挺章学术高度和人品作出的客观表述，让人领会到郭挺章的杰出业绩和爱国情怀。

转到放射化学领域后，郭挺章深入学习，大胆探索，深耕细作，培养青年，成为新中国放射化学的优秀开拓者。他积极倡导和组织研究室内的青年共同阅读和翻译苏联学者有关方面的学术著作。在与苏联专家合作中，他虚心向他们学习。他和杨承宗同事带着两个大学毕业生，组建放射化学研究室。1956年，郭挺章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会议，发表有见地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这个事关国家科学发展的重要会议，亲自接见与会人员。1956年起，郭挺章担任物理研究所第五研究室副主任，除了分管所里的业务，还主持筹建研究核材料、培养核工业人才的北京大学辐射化学专业，兼任北京大学化学系一个研究室的主任。

作为所里少数党员科学家，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谨的科研作风。他既是核武器的研究者，又是反对核扩散和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他曾代表科学界，多次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及世界和平理事会。1952年12月，他参加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大会由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主持。中国政府派出由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任团长、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任副团长的108人的代表团出席大会。1954年11月，郭挺章参加在瑞典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人在途中，夫人在家又给他生了个小儿子，正好烘托了本次和平之旅的氛围。

想到当初出国学习科学，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眼看祖国的核工业一天天发展，郭挺章心里感到无比欣慰。但是，紧张繁忙的工作造成的过度疲劳，悄悄蚕食着他的健康。自从回国后，他肾脏病复发，病情时好时坏，后来日趋严重。但他坚持带病工作，总想多做点工作，干起来往往忘记自己重病在身。领导、同事、妻子都说他了，他也答应了，可干起工作来，就什么都不顾了。惹得妻子干着急，掉眼泪。他终于躺到医院的病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慢性肾脏病并发尿毒症，这凶险的病症，随时威胁着他的生命。生命之途穷尽的前几天，他还牵挂工作中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把有关人召集到病床前，研究解决后，这才放下心来。生命的最后时刻，郭挺章把一份文件和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安详地闭上眼睛，终止了如日中天的人生征程。这一天是1957年3月11日，刚满40周岁。

他，学习科学报效祖国的心愿来不及尽情实现；他，优秀品质和杰出才能来不及充分发挥，就匆匆结束宝贵的生命，令人不胜嘘唏惋惜。

阴阳绵绵思念情

祖国铭记这位才华横溢、赤胆忠心的好儿男。郭挺章的追悼会由他的领导、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致悼词，充分肯定他为新中国科学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郭挺章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嵌进郭挺章的标准相，碑文镌刻着郭挺章的简历和事迹，落款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九五七年六月”。他战争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地下斗争”、和平建设时期“为我国优秀的理论化学家，十余年来，为党的工作和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郭挺章的领导、同事沉痛悼念这位朝夕相处的挚友。钱三强、邓稼先、李寿栴在1957年第14期《科学通讯》刊物上发表《哀悼郭挺章同志》的文章，具体阐述郭挺章的出色才华与卓著业绩，以及他坚持带病工作的革命精神。该文章深沉写道：“挺章同志对于祖国的科学事业和革命事业都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他刚刚四十岁就离开了战斗岗位，这对于我国的原子核科学和化学，对于我们的党都是一个十分沉痛的损失……他对同志对朋友们热忱而诚恳的态度，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认真负责到底的精神，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悼文末段，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的未完的事业将由他的亲人、他的同志和学生来完成。”这里面，就有文章的三位作者，还有郭挺章后来的亲家、核物理学家王承书（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的夫人），以及全体同仁接过事业接力棒奋勇冲刺的身影。而郭挺章最亲的亲人、夫人吴琼璁，则用另一种方式，加入到核工业建设的行列中，这在下面将要专题说到。

现今仍居住北京、今年97岁高龄的吴琼璁，性情开朗，思维清晰。说起与丈夫郭挺章从美国回到祖国后的往事，她如数家珍。1950年，当他们冲破重重障碍回到祖国，进入首都北京时，她真真切切觉得找到了人生的归属，找到了自己的献身之地。她如愿以偿，进入北京西城区儿童医院，当了一名儿科临床医生。她有福建省立医院行医的经历，而且在美国医院进修时又专攻小儿科，因此她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院里的业务骨干。后来，她又走上领导岗位，当上了院长。和中科院许多科研人员一样，她家也住在中关村，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科研大楼也在中关村。这样，吴琼璁就成了这里上班时间外的义务大夫。看小孩，也看大人。能这么方便找一位好大夫看病，大家都感到非常满意，大院里的孩子们遇上她，个个都亲切地与她打招呼：“吴大夫好！吴阿姨好！”这也给吴琼璁增添了不少的工作量，但她乐意。爱心常在，乐于助人，是她从小在父亲吴仁民、母亲林美仙言传身教下形成的，也是后来自己的不断修养塑造的。丈夫去世以后，她就更把这事当成是丈夫未尽事业的一种延续。丈夫1957年走时，留下三男一女四个幼儿，分别是10岁、8岁、7岁、2岁。吴琼璁带着他们过日子，非常不容易，但她凭着一股韧劲，带着孩子们一起走过了艰难期。有一段时间，她曾被派去支援大西北，但她不畏艰辛，热情为缺医少药的西北民众行医看病，得到当地民众由衷的欢迎和赞誉。

1971年，国防科工委医院挂牌成立，吴琼璁奉调进院任职，参加这个刚成雏形的解放军医院的开创工作。她乐于这样的工作变动，觉得自己终于也成为国防科学工业的人了。她可以告慰已故的丈夫：我也进入你们的队伍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医院逐渐走上正轨，不断得到发展。她以精湛的医术、开拓的精神、认真负责的作风赢得广泛的赞誉。她评上主任军医，被提拔为业务副院长。

1997年1月，经中央军委批准，医院升级办成国防科工委总医院，1999年3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六医院，发展成为一所技术先进、设备精良且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三甲医院。看到初创时期自己奋斗过的医院发展得这么好，吴琼璁就禁不住一阵阵的高兴。

今年是郭挺章诞辰100周年。他的夫人吴琼璁及其子孙后代，永远怀念亲人郭挺章，他们持之以恒，常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祭奠亲人郭挺章的英灵。家人都把他视为家庭之船航行的罗盘，当做自己人生征途前进的动力。对于近乎百岁高龄的吴琼璁来说，丈夫郭挺章离她而去已经整整60年，从时间上看，似乎有点远，但从情感上看，仿佛就在昨天。说起丈夫，她充满感情，夫君郭挺章英俊伟岸的形象，清晰地矗立在她的脑海中。

郭挺章，是莆田人民的儿子，是莆田学子的楷模。郭挺章，莆田人民的骄傲，莆田人民深情缅怀您！（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