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紫方红总堪夸
——蔡襄《荔枝谱》推扬的荔枝佳品

均对蔡襄品荔做了充分肯定。

我们看到，蔡襄评介荔枝品种时，颇为强调其自然天性。如陈紫，“今传其种子者，皆择善壤，终莫能及，是亦赋生之异也”。小陈紫，“其树去陈紫数十步，初一家并种之，及其成也差小”。洪迈《容斋随笔》称：“莆田荔枝，名品皆出天成，虽以其核种之，终与其本不相类。宋香之后无宋香，所存者孙枝尔；陈紫之后无陈紫，过墙则为小陈紫矣”。亦赞同蔡襄“赋生之异”之论。

同时，蔡襄甚为注意一方水土对荔枝品质的影响。如称：“闽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军最为为奇特”。“福州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兴化军风俗，园池胜处，唯种荔枝”。评陈紫，“平窊（漥）坎而树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评水荔枝时明确指出：“荔枝宜依山，或平陆有近水田者，清泉流溉，其味遂尔”。

蔡襄还重视荔枝的变异现象。所录后二十种，大多属于变异之果。如牛心、蒲桃荔枝、蚶壳、龙牙、双髻小荔枝、钗头、真珠等，以果形变态见奇；虎皮、玳瑁红、硫黄、法白石、粉红等，以果色变异为贵；绿核、丁香荔枝等，以核变小、变绿为异。变异是生物进化的特有现象，正如蔡襄评介“龙牙”时所指：“龙牙者，荔枝之变怪者hellip;hellip;全树忽变，非常有也”。对荔枝的变异现象作初步探索，具有科学价值。明代曹蕃《荔枝谱》亦指出：“自宋蔡君谟学士著谱，hellip;hellip;但今具谱牒中所载三十二品而索之，陈紫、江绿鲜矣！即彼称中驷，十亦不得其二三。岂其名号之鼎新，抑或今昔之异态？”荔枝的变异现象，已为谱家所普遍关注。

品味文化 名牌效应

荔枝于历史上作为稀异南果，鲜献朝廷，成为宫廷奇珍与圣物，并为上层社会所热捧，视为“果王”、“果后”。文人墨客亦竞相称咏，成为文章诗赋的热门主题。可以说，在古代，荔枝乃是人们喜爱的文化载体。唐杜牧一曲《过华清宫》，成为荔枝之千古绝唱。蔡襄《荔枝谱》推介优异品种时，不少带有故实，生动感人，增加人们食荔兴味，提升荔枝的文化品味。如介绍陈紫称：“富室大家，岁或不尝，虽别品千计，不为满意。陈氏欲采摘，必先闭户，隔墙入钱，度钱与之，得者自以为幸，不敢较其直（价值）之多少也”。实录当年采摘陈紫的神秘做法，反映人们珍重心理。介绍宋公荔枝称，树木极高大，“世传其树已三百岁，旧属王氏，黄巢兵过，欲斧薪之。王氏媪抱树号泣，求与树皆死。贼怜之不伐。”写出树主舍身护树之壮烈，及黄巢锄强怜弱之义行。其《谢宋评事荔枝》诗中“兵锋却后知神物”句，即指此典。介绍何家红称，“出漳州何氏，世为牙校（低级武官）。尝有郡将全树买之，树在舍后，将熟，其子日领卒数十人，穿其堂房乃至树所。其来无时，举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忍，今犹存焉。”介绍十八娘荔枝称，“俚传闽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介绍将军荔枝称，“五代间有为此官者种之，后人以其官号其树，而失其姓名之传”。如此等等。这些典故，生动形象地反映前人对荔枝的珍爱，折射出传统的人文精神，无疑增加人们食荔兴致，同时享受文化精神。看来，蔡公是古代一位善于以文化手段，推扬荔枝的高手。

蔡襄《荔枝谱》推扬的荔枝佳品，对后等产生了良好的品牌效应，深化了人们对闽中荔枝优异品质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闽中荔枝在全国的优先地位。明代徐火勃《荔枝谱》为明清时期诸家荔枝谱之代表作。其《小引》云：“荔枝自宋蔡忠惠公谱录，而其名益著。世代既遐，种类日夥，骚人韵士，题品渐广。” 北宋乾道间为泉州太守王十朋，作《诗史堂荔枝歌》，云：“君谟亦作闽中谱，陈紫声名重南土”。其《荔枝七绝·江绿》云：“枝头已熟疑非熟，蔡谱江家绿荔枝。真与泉南人物称，果中犹作亚魁推”。自注“泉州自龙虎榜多出第二人（唐代泉籍名士欧阳詹首登进士榜，为第二名），江绿在谱中为第二）”。南宋范成大《妃子园》诗云：“当时若识陈家紫，何处蛮村更有园？”其题注称“然峡中（指巴蜀）荔子，不及闽中甚远，陈紫又闽中之最也”。范为江苏吴县人，尝出任四川制置使，官至参知政事。明代福建布政使周亮工主纂的《闽小记》云：“荔枝种类最繁，予在闽中尽饱尝之。当以莆中宋家香为第一，内肥核小，固足尚蒂，实作旃檀香，尤是异也”。宋代浙江文人戴复古诗：“荔子固多种，色香俱不同。hellip;尝观蔡公谱，梦想到莆中。”明代曹蕃称：“ 自宋蔡君谟学士著谱，声价顿起。时运递迁，种植蕃衍，品格变幻，月盛日新，闽人士争哆口而艳谈之。”〔《荔枝小乘》〕。莆邑林希哲诗云：“吾莆名果鲜荔枝，君谟有谱世所知。陈紫方红固为贵，宋香品汇尤珍奇。”等等。不少文人还专门为一些出名的荔枝名品赋诗赞美，姑不赘举。足证蔡谱所荐品牌的良好效应。

无庸讳言，难免亦有异议。如稍后蔡襄的苏东坡云：“莫言陈家紫、甘冷恐不如”（《和陶归园四居》）。南宋名臣王十朋尝出知饶、夔、泉州，自许“ 三州嘉木皆眼见，更阅君谟向来谱”，认为：“君谟谱内丁香种，宜在江、陈品第间。 ”对丁香品种排名略有异议。清代翰林检讨朱彝尊，则是力贬闽中荔枝名品的效应，云：“世之品荔枝不一，或谓闽为上，蜀次之，粤又次之，；或谓粤次于闽蜀最下。以余论之，粤中所产挂绿，斯其最矣；福州佳者，倘未敌岭南之黑叶。而蔡君谟谱乃云广南州郡所出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是亦乡曲之论也。”又云；“啖荔如啖蔗，佳境须渐入。必待兰红、江绿熟始尝，何异渴人禁之饮米汁？粤州火山四月丹，也胜庐桔（枇杷）、杨梅酸。我来福州自北至，投我只舍齐堆盘。端明谱中三十有二品，大概绡衣雪作袄。粤人夸粤闽夸闽，次第胸中我能审”。（《啖荔》）否认荔枝品质优劣之差异，讥其三十二佳品，对食荔者如同以薄纱绡作袄抵御风雪，无济于事，更视之为“闽人自夸闽荔”“乡曲之见”。真可谓奇谈怪论矣。

窃以为，世人对荔枝乃至一切果品，难免有个人偏好。然蔡谱所推佳品，不仅仅是个人一品之见，乃世代有心者比较鉴别的结果。蔡谱所推三十二品，不过是对前人品荔、识荔实践经验总结而已。蔡公个人的土风乡情，并不能影响改写历代所公认的事实。朱氏一生博览群书，客游南北，其学长于考证。看来，这位博学夫子对于品荔则是不得要领，尚未入门。所谓“次第胸中我能审”，实在是自夸之语。“投我只合齐堆盘”，恰恰证明其对荔枝的某种偏见。现代有人考证，名冠岭南的“挂绿荔枝”，正是明代由福建仙游引种的。（马树田《全像中国三百神》）。君不见，自蔡公著《荔枝谱》后，历代荔谱林林总总，多以蔡谱为宗。蔡谱所推闽中荔枝三十二品，不愧为当时荔中上品。当然，随着荔枝种植的发展，园艺水平的提高，荔枝品种改良与进步，老品更新，新品叠出。宋代罗景纶《鹤林玉露》称：“蔡君谟作谱，为品已多，而后奇名异品，又有出于君谟所谱之外者也。”郑樵《通志》称：“兴化诸品，已在载蔡谱，旧志谓谱中所志，今不复有，惟玉堂红出蔡宅，状元红出风亭，特珍于时。”此正是一切事物发展的规律。正如明代福州长乐人陈定国《荔枝谱》所云：“不知天地文明之气，后来居上。hellip;hellip;荔枝得南方正气，何独不然？”荔枝新品的层出不穷，争优创异，正是荔树生生不息、永葆青春的原动力，非但没有削弱蔡谱的经典地位，反而增强其始祖的创意价值。蔡公著《荔枝谱》的经典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