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图书馆在知识的传播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图书馆已经很常见了，那么古代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子呢？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我国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有图书馆了，《尚书·多土》中有这样的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在古代，就是“书”的意思，“典”字，其形象是人捧着书的样子，代指管理书籍的人，由此可知，在殷商时代就有管理图书馆的人了，也就是说那时就有图书馆了。到了周代，就有了专门管理图书的机构和官员，周代的藏书机构叫“藏室”，据《史记》上记述，老子就当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即国家图书馆馆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咸阳的阿房宫设立了专门的藏书机构，并任命了专职管理图书的官员，叫“御史”。刘邦得天下后，为了弥补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损失，令萧何收集了秦朝官方所藏的图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图书馆——石渠阁，以后又建立了天禄阁，到武帝时代，宫廷内外都设有藏书处，“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东汉时期，设立了当时最大的国家图书馆兰台，设专职管理官员，称校书郎，著名历史学家班固就曾任“兰台史令”。到了隋朝，因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带动了图书业的发展，隋文帝杨坚曾下诏求书，并建东都观文殿收藏图书。唐代的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更促进了图书出版业的繁荣，设立了很多著名的图书馆，如弘文馆、崇文馆等，史学家刘知几就曾任崇文馆学士。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图书出版量不断增加，对图书的收藏管理工作也更加系统化，除保留了五代时留下的史馆、昭文馆、集贤馆外，还增加了用于宫廷藏书的“秘阁”，合称“四馆”，后来，又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馆为基础建立了崇文馆，欧阳修就曾担任过崇文馆的“馆阁校勘”一职。元朝虽然是异族入主中原，对汉文化不重视，但还是设立了崇文馆等图书馆用来保存书籍。明清两代，对图书的收藏管理工作也极为重视，设立了文渊阁等皇家图书馆，清代除了在内阁、翰林院、国子监收藏图书外，《四库全书》编成后，还专门在北京等地修建了专门收藏其书的“七阁”，包括文渊阁、文津、文源、文朔、文宋、文汇、文澜，分别收藏《四库全书》。1904年，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古越藏书楼成立，创办人是徐树兰，是仿效西方国家的管理方式创办的，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所由官方创办的公共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成立，“图书馆”一词开始正式启用。1910年，清政府成立了京师图书馆，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图书馆。
除了以上的官办图书馆外，民间还涌现了很多私人藏书院，比较著名的如宋代的白鹿洞、岳麓、庆天、石鼓等书院，以及明代毛子晋的汲古阁等。随着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关于图书管理方面的学科也应运而生，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西汉刘向曾奉命对天禄阁的藏书进行整理，写出了内容提要，他过世后，其子刘歆在他整理的基础上编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七略》。东汉时期，史学家班超在任兰台史令期间，编成了我国第一部“书志学”——《汉书艺文志》，这部书对图书管理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所以后世称“不通《汉书艺文志》，不可读天下书。”三国时期，魏国秘书郎郑默编辑了《中经》一书，开创了图书分类上的“四分法”。晋著作郎李充编辑了《四部目录》一书，开创了经、史、子、集四分法，对后世影响极大。
图书馆的发展，代表着一个民族文化方面的发展高度，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早在殷商时期，中华民族就有了图书馆的雏形，说明那时的统治者就已经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饱经劫难而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由此可见图书馆在文化发展史的重要作用。 （唐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