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文人琴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凡有成就的诗人、文学家，如西汉的司马相如，东汉的桓谭、梁鸿、刘向、马融、蔡邕、蔡琰等等，几乎都是弹琴高手。司马相如“少善鼓琴”；刘向“尝作《琴传》并《颂》”；桓谭“好音律，善鼓琴”；梁鸿“与其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马融“尤善鼓琴”；蔡邕“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蔡琰为蔡邕之女，善诗文音律，常以琴书自遣。在他们身上，文人琴颐养心性、崇古尚雅的审美追求得到了空前的强调。
这种情况在魏晋六朝之际又有新的发展，出现了众多个性鲜明的文人琴家，以琴自娱、自乐、自遣、自得。如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另外还有孙登、张翰、王子猷、陶渊明、戴安道等，其中尤以阮籍和嵇康最能代表“魏晋风度”。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他在诗文中多次出现琴的描绘，一是抒愁闷情怀，如“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情”等。琴曲《酒狂》相传为阮籍所作，描写醉酒后脚步凌乱的姿态。嵇康自述“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此愿毕矣”。阮籍母亲去世，嵇康“赍酒挟琴造焉”，使得不拘礼法的阮籍大悦。他还专作《琴赋》一篇，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嵇康被构陷下狱临刑之时，从容“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那曲《广陵散》从此成为绝响，即便找到曲谱，后世也再不能重现当时心境了。
到了隋唐，琴在那些素养较高的文人中间，一直是不离不弃的伴侣。李白《听蜀僧弹琴》、韩愈《听颖师弹琴》、常建《听张山人弹琴》、白居易《听弹古渌水》、贾岛《听乐山弹易水》等大量琴诗都是最美的写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推白居易，他的《船夜援琴》中写道：“鸟栖月动，月照夜江，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闻无古今。”在《听琴幽兰》诗中，提出了“欲得身心归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的主张。其琴艺风格，与风流萧散的魏晋风度一脉相承。
宋立国之初以文治为重，优待天下贤俊，尚文风气浓厚。更由于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大家的提倡，文人琴糅合儒释道的思想和审美，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据说范仲淹平生所弹只《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文人琴家朱长文表达了对他的惺惺相惜之情：“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所以“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欧阳修则独倾心于《流水》，他在《三琴记》）中自述：“琴曲不必多学，要于自适。”这正与当时的文人画宗旨相合符契，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不同于专业琴家，文人琴家将“艺”作为一种得道的途径与方式，以取得借物写心的效果。
《琴经》记载：“琴世其家，最著者hellip;hellip;眉山三苏”。苏轼的父亲苏洵酷爱古琴艺术，家中藏有唐代“雷琴”多张，苏轼苏辙兄弟从小耳濡目染，对古琴有着特殊的喜好。据《书王进叔所蓄琴》记载，直到去世前一年，苏轼还和琴友们在一起谈论古琴艺术。为了研究古琴的发声原理及特点，他不惜把家藏的名贵雷琴拆开、分析奥妙。他写过大量关于古琴的诗词，其中一首《题沈君琴》流传最广：“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表达出一种淡淡的哲学思辨。
南宋亦有大量文人琴家，较著名者有李清照、辛弃疾、陆游、姜白石、文天祥等人，他们以琴自娱自遣，追崇琴之清微淡远的文人风格，但其影响已不及北宋文人圈。宋代之后，文人琴家与艺人琴家渐渐合流，此后的文人琴家，多从艺人琴家那里学习专业技法；而艺人琴家，也从文人琴家处感悟其精神理念。
元明清历代帝王亦对琴乐此不疲，把琴作为怡情养性之道，以添一时风雅，在精神上与文人琴的理念相通。金朝的章宗甚爱琴，甚至将生前使用的唐琴春雷随葬入墓。元世祖忽必烈在立国之初，曾下令召见来自江浙的琴家毛敏仲。其丞相耶律楚材对苏轼的《琴论》非常崇拜，并把琴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一生所作琴诗80多首。明清帝王崇仰古琴之风更盛，明宪宗有刻有“广运之宝”印鉴的各式成化御制琴流传后世。崇祯帝师从蜀派，能弹三十多首琴曲，最擅长《汉宫秋》。
雍正帝有诗：“秋宵噭噭云间鹤，古调泠泠松下琴。皓月清风为契友，高山流水是知音。”在《十二月令图》和《雍正行乐图》中，都有描绘他独自一人，于静室或松下抚琴的悠闲情态。文治武功兼修的乾隆帝更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还热衷于收藏历代名琴，曾请侍臣将其藏琴断代品评、绘制册页以流传后世。其子嘉庆皇帝受乾隆熏陶，亦爱好古琴。影响所及，明清两代朝野上下爱琴成风。 (樊仁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