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那个时代的风度，一直影响到千年以后的今天，这就是国人念念难忘的魏晋风度。它飘逸、洒脱、放荡不羁，还有些近于癫狂。但它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和行为姿势。现在社会上好像也流行起了这种风流飘逸近于癫狂的时尚流行色，并将这种原本社会时髦的东西称之为“魏晋风度回归”，这就有点儿太过大相径庭了。
一个社会的风度是由社会本质造成的。而个人的风度往往是一个社会风度的体现。以“竹林七贤”和“兰亭名士”（谢安、王羲之、王徽之、刘惔、王濛、支遁、孙绰、许询等人）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他们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形成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构成魏晋风度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鲁迅曾把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而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
现在人，着超短裙衣、大幅暴露解放前胸、男人女性化打扮、追求回归大自然、甚至像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一丝不挂地裸奔hellip;hellip;这些东西，大不了只能算是吃饱了不饿赶时髦，抑或是环境变化被使然之，决不能与魏晋风度相提并论成为一个社会的风度。因为，魏晋风度，是一种文人志士在窒息性社会政治挤压下的一种文化释放和无奈的风流。那是有着极其浓厚政治背景下的社会风度。而不是现在人吃饱了不饥或环境逼迫下的个性狂放。
三国和两晋是一个“统一王朝”消失的时代。汉末到魏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恶化，统治阶级内部相互倾轧，致使社会动荡不安，政局变幻不定。这些混乱而痛苦的历史事实，让当时的名士们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于乱世，对文化、思想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循规蹈矩的传统的力量在无形里消失，有很多名士在无望的明天面前选择了叛逆。不愿意叛逆而又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就佯狂而避世，在清醒与沉醉里遨游，在痛苦和癫狂里迷失。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魏晋风度”。这种“风度”其实是与整个封建统治时期格格不入的豪迈与不羁。书中有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禈衣，诸君何为入我禈中！”如此放浪形骸，逐渐成了一种风气，“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在名士中甚至有男人追求外貌女性化，涂脂抹粉，“服妇人之服”的畸形的社会现象。
文化史上一直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能称得上真风流的，只有“魏晋人物晚唐诗”。的确，魏晋名士所给予我们的，是另一个人格天地。庸碌如我者，即使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自己的平庸。洒脱的阮籍身处乱世，内心的沧桑无以言说。他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没有方向地向前游荡，车上放着酒，他边走边喝。直到车子无法再走了，仔细一看，原来已经到了路的尽头，已经无路可走。于是，他饮尽了最后一杯酒，不禁放声大哭。哭过之后，他再驾着车向另一条道走去。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哭似乎是软弱的表现，但阮籍的放声大哭，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性情。因为他忧国无门，爱民无法。他不想随波逐流成为一个昏君的附庸。
陶渊明是魏晋风度中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当时遵从的是魏晋最为特殊意识形态里老庄的玄学了。老庄思想可以让人们摆脱现实的纷争回归自然，回归自我。而儒家思想在当时已陷入了矛盾：它在这个动乱的年代已经实在无法成为社会的规范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从人们的思想里消失，于是就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学。庄子自然纯朴的审美观，为我们展现了一种恬淡纯朴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们去掉人为造作，提倡回归自然，持守自身质朴的本性。在他看来，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陶渊明追求的就是这种陶然于尘世的自然人文美学的生存观。这样的逃避现实的方式是魏晋时期很多名士所选择和追求的，这是他们洁身自好的最好途径：既表露了自己对当权者的不满，又比较安全。他们也向往着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无君无臣，自耕自织，无忧无虑。这也更符合老庄思想的价值观。
魏晋风度，是带着社会政治压力和个人抱负的无奈的风度，而我们现代人，只是单纯地追求享受之上的个性时髦。如今，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和蓝天空间变热了，脾气变坏了，我们无 形中把自己的衣服剪短、剪露，我们不得不去回望曾经的大自然等，这都是有社会缘故的，但是它们不能与魏晋风度相提并论，因为它们与之格格不入！
魏晋风度与现在时髦绝不是一回事，相似的是风度，不同的是本质。 （宋殿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