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一句“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成为陶渊明反复诉说归去的标志性语言，一声长叹，而后怀着莫大的愤懑反问，归意在陶渊明生命中已深植于心。而作为东晋猛志常存的世家裔孙，五仕五隐的实践者，“胡不归”三字背后还有陶渊明个人无以言说的忧虑以及深沉的历史选择。朝市、山林和田园，无论哪一种生活，诗人归心所指皆为自由，身隐不如心隐，真意不必拘于隐，而在乎心灵之骋。与其说陶渊明生性喜爱介于朝市和山林之间的田园，不如说他选择的是想象中的田园。
东晋一代，承西晋司马氏遗风，虽偏安江南，外有十六国虎视眈眈，内有门阀士族混乱，内政外交皆不稳定。魏晋乱世尚未终结，况东晋处乱世末期，两百年的历史矛盾纠结于一个不成熟的朝代，颇有悲剧意味。仕隐之择由来已久，先师遗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在上，出仕之路、家国之情仍未免黯淡无光。而在一个不适合进取的时代力表拳拳之心，似乎注定博一场毫无胜算的弈。陶渊明生活于这样的时代，猛志之士建功立业的抱负与鲲鹏之类自由逍遥的心愿始终在尘世间颉颃而行，每一次出仕似乎都在为下一次隐居作铺垫，唯有彻底解脱心的形役之苦，才能自由于田园而行。
从史载及诗文来看，陶渊明出仕原因主要有三，一则贫而仕，二则猛志固存，家族鸿光犹在，三为时势所迫。而最终走出朝市，绕过山林，归向田园，亦有原因可循。第一次出仕为太元十八年初任江州祭酒，《晋书·陶潜传》：“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lsquo;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rsquo;”后“不堪吏职”，解甲归田。这仅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本性与仕宦行径正面交锋的一个片段，也是其归隐的最根本原因。
《归园田居》自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可见天性任真自得，人格高洁独立，这在本质上是对仕途生活的一种反叛。至义熙元年，从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到彭泽令，最后一次出仕宣告失败。《归去来兮辞》：“世与我而相遗，复驾言兮焉求？”当最终发现仕途经济与诗人本心背道而驰时，莫大的失落与悲伤已湮没对尘世出仕的热情，于是，陶渊明主动选择心灵的退居，放下犹豫和徘徊，走向理想中的田园。
从外界因素看，乱世中的精神反叛无意是对自身一种极大的杀伤力，昔日多有贤者避世之举，陶渊明受其启发亦有归隐避世避祸之意。出仕仅十余载，已经历桓玄、刘裕的皇室争斗， 外界形势的变化左右诗人的判断，诗人不断在仕与隐中徘徊、选择。《桃花源记》构造出一个理想的避世生活，诗意化的田园世界。《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以商山四皓避世隐居之典表其向往四皓之意。在《庚戍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等诗中，陶渊明亦明确表达自己与往昔隐士荷蓧丈人、长沮、桀溺的心意相合相通，陈其“聊得从君栖”之愿。
可以认为，在东晋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归”在陶渊明的心中是一种消解苦难的力量。“归”的世界令人欢欣，而田园较之朝市、山林是再好不过的选择。现世生活的悲苦已远非君主、皇族、北伐等人为力量可以解决，选择“归”，便意味着主动选择人生的方向，选择心灵的栖居地。主动选择是舍弃和拥有并存，舍弃一个功名富贵的前途，必然要获得心灵世界的满足，允诺自己一个醉生梦死的桃花源。
《时运》：“斯晨斯夕，言息其庐。花药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横床，浊酒半壶。黄唐莫逮，慨独在余。”《停云》：“停云霭霭，时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愿言怀人，舟车靡从。”田园因其天然的亲和力、自然的生命力及自由的想象力被赋予诗意的气质，朝市过于喧嚣忙碌而遗忘本心，山林颇近清幽而愈显孤寂，想象一个诗意的田园便能中和尘世的苦难。基于以上原因，陶渊明彻底解脱仕途形役选择回归，而归心最终指向一个想象中的诗意的田园。
如果说古时贤者隐者归山林多是一种精神高蹈的绝对选择，那么田园想象在陶渊明是一种身体与精神同时狂欢的实践。陶渊明是在经历了出仕与归隐的多次尝试后毅然选择彻底的归隐，这最后一次彻底的归隐与前几次归隐之心归隐之行为会有不同，而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最后的选择不仅包含陶渊明即将面对田园务农的艰辛生活和拒绝政治形势压迫的勇气，还有他独特的田园想象为其即将而来的劳作生活增添一种超脱和诗意。(贾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