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微漾

与此同时，另一些异域的海洋信仰也适时传入莆田，如摩尼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在涵江、黄石等地，曾先后发现数块摩尼教残碑，但因莆田其地本土宗教的根深蒂固，摩尼教最终未能有所延续。倒是清末民国初期的莆田沿海，外国传教士们相继登陆，兴修教堂，创办医院和学校，在穷苦大众中赢得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基督教、天主教也因此得到了善意的包容。
有了海洋信仰的扶持，政府意志开始逐渐探出大陆架，向海洋深处延伸。它的直接结果是促进了隔海相望的国家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既有善意的出使与朝贡，也有恶意的进攻和防御，如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以及后来的东南倭乱。明初朱元璋建国，为了巩固福建边陲，派大臣周德兴来闽修筑海防工事。周赴闽后，共设置了卫指挥司5座、守御千户所12座、巡检司45座和水寨5座，其间就包括坐落于莆田境内的平海卫指挥司、莆禧千户所、迎仙巡检司、冲沁巡检司、嵌头巡检司、青山巡检司、吉了巡检司、小屿巡检司和南日水寨，战略地位不言自明。朝代更迭后，施琅降清，又是在平海卫城中屯兵操练，最终收复台湾。
清代进入乾隆朝，时任台湾凤山县教官的莆田举人林霈，为了让当地民众真正了解妈祖，便修书拜请官除惠安县儒学教谕的父亲林清标出山相助。林清标自称天后妈祖的“裔侄孙”，在考察了大量妈祖文献后，编撰了两卷《敕封天后志》。志中收录有多位册封使的奏疏，其中就有一位莆田人——林麟焻。与林清标相同，林麟焻也自称妈祖的“裔侄孙”，康熙二十一年被选为大清第二次册封琉球的副使，“赐蟒玉加正一品”；林麟焻与正使汪楫抵达琉球后，将康熙亲书的“中山世土”四字赐赠琉球国王尚贞，并拒收该国的厚赠，琉球国人还为此建立了“却金亭”以示纪念。
另外，海上的移民，也随着海洋信仰的奠立与传播变得日益频繁，在悠远的迁徙途中，莆阳民系逐渐取代了潮汕、雷州半岛及海南等地的原有民系，在上述地域留下了显著的莆阳性格。在“90后”古董商方林看来，这种性格就是潮汕人身上的崇文、节义、仁爱与坚韧，如果要做什么补充的话，我想应该还有浓郁的桑梓情结。在我与他自普宁分别后的网络交流中，他曾数次提及有朝一日要搭乘轮渡回莆，循着先祖走过的海路逆流而上，从大海深处打捞他们遗落的心跳。
2015年夏天，我的衢州朋友林士平一路自驾南下，回到他的祖籍地——仙游县大济镇龙坂村的高坂自然村。明初永乐年间，士平兄的先祖先是海渡北上至宁德地界，再跨越分水关进入浙地。来到村里，村民们早已集合于祖厅迎接，还搬出晚明时绘就的祖先画像绢本，以及两方珍贵的古代楹联刻匾，令同行的人员都深受感染。
当前，我国公布的海上丝绸之路申遗计划城市名单中，共有南京市、扬州市、宁波市、泉州市、福州市、漳州市、蓬莱市、广州市、北海市等九座城市。可以看到，这九座城市都兼具前面提及的两大属性六类元素，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着各自的显要特征和独一定位。莆田若要融入整个海丝申遗计划，就必须看清自己的优势，找准自己的特异性；而这种优势或特异性，就只能在海洋信仰及移民性格中产生。
然而，仅仅只对自身所具备的的优势有所认知还远远不够。应该看到，自唐而清，莆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是不断式微的。因此，洞明式微的原因显得尤其重要。莆田海洋活动的没落，在于一直都处于多往少来的交流方式之下，而形成这种单一的交流方式的本末，亦同样值得我们深究。
首先，是木兰陂修筑以后，兴化平原逐步形成，发达的农耕文明带来了丰饶的物产，这使得早期的莆阳先民安于自产自足的供需平衡，外向型需求相对较少；其次，在“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训示下，重文轻商的风气，使得外来经商的人们，很难在莆田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民间认同；往后，宋元战争、元代亦思巴奚兵乱、明朝倭乱及满清入关，外族的数次侵略都在莆阳造成不同程度的杀戮与民众迁徙，久而久之，莆田人排斥外来人口的心理日益深固；再加上明代的海禁和清朝的截界政策，彻底将以海为生的莆田人推向了生存的边缘hellip;hellip;
所幸时光又回到了盛世。不久前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要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对于与海为邻的莆阳人民又何尝不是一种启迪。今天的莆田人，只有敞开宽广的海洋胸怀，发扬优良的海洋传统，保护美丽的海洋生态，才能重新在茫茫大海中找回自己的位置，在滚滚波涛中祭出崭新的帆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