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号涤生，清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以湘军击败太平天国有功，封毅有儒者气象。官至两江总督，谥文正。
从表面看，曾氏一生得志，善始善终并誉为“中兴名臣”，但若看内里情形，尤其是他带兵出省作战的十几年，临深履薄，日子其实很不好过。曾国藩追剿太平天国军队，清廷分文不给，长期也没有一个正式官职，搞了十几年，到最后才给他一个大官，两江总督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的荣衔。从家书中看曾国藩确是中国历史传统上“文人统兵”的典型人物。但清廷实行严格的种族岐视政策汉人不得统兵。
1854年曾国藩领湘军出省作战，攻克武昌后咸丰皇帝大受鼓舞，任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有军机大臣进言：“曾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hellip;hellip;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默然变色，遂打消成命。
曾国藩深通帝王统治的救术，很善于避祸历史上多有“兔死狗烹”之类的例鉴，他又给九弟曾国荃（南京前线总指挥）写信说：“处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家书》从这儿固然可发现专制政治学的某种秘密，同样还可感到曾氏的那套“求浑”的“入世哲学”诚非偶然而来。
他与子纪鸿书云：“凡人多望子孙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官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hellip;hellip;
曾国藩的家庭经济看来有点像兼任经营的地主的味道，但他写家信没有一封不是告诫家中的第一要事是勤劳节俭的，他强调必须紧紧抓住“书人蔬、鱼猪”四类从事生产。强调没有百年的豪门巨族，只有永远抓住生产家也不会彻底垮台，他还强调在家要厚交邻里，不得依势压人。他指示弟弟进城办事，不要交结官府，在地主上做土豪劣绅，曾有时派专人带点钱回家，总是用来周济穷亲苦友的，总之他的治家极恶，简说就是“勤俭持家，不准腐败！
他在京官时，“一生三变，以程朱为依旧；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为申韩，尝自称俗著《挺经》言其刚也”。第三变在1858年，他中止了丁忧守制重新出山之后，转向体会“知雄守雌”持盈守泰”的黄老意致，即所谓吾学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以荀子之道自克，以庄子之道自怡”。另外一个长处，他不贪财贪利，没有卖官或是将国家的公款纳入自己的口袋。痛恨那些贪官污吏。
曾国藩不说大话，不鹜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读过高之理，有求实精神躬亲务实的作风，他最恨巧滑，偷懒钻营、逢迎敷衍、衙门气等官气。他强调识拔人才，看其是否“有操守而无官气”，他制定湘军营规要三勤：点名、看操等，还亲自起草《爱民歌》。是一个很好的儒家学者。
光说曾国藩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是不够的，他之所以能成为晚清“高出一截子”的人物，在于他吸收、融汇、传统思想的精义和政治经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寻找它们的适应，正是这种功夫为尔后的许多政治人物所佩服。
1872年3月曾国藩在江宁病死，终年61岁，王（门邑）运挽曾国藩一联曰：“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向略；经求在纪河部抗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意思是说，曾国藩在功业上尚比不上西汉霍光明代张居正，学术上则更应不仅超过纪昀阮元能为泰斗才好。其实看曾氏就这样已精气神到头了。由此或可感觉历史复杂性之一斑。 （吴春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