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幼喜古典诗词，贫村陋巷而时常讽诵，不改颜渊之乐。及稍长，或触景感事，竟仿而试之。然缺依凭，难窥堂奥。高中起，受校园文学潮裹洗，遂醉心于现代诗习作，几为课业。大学修古汉语，始从师系统研习诗词格律，王力著本成案头必备。由此新旧皆涉，或谑左右手之作。但自感浅陋，终不以刊发行世。每得新咏，仅示三五知己耳。倏尔不觉十数载，闲暇搜箧，竟亦数十首矣。
回溯吾国诗史，可知诗本无定格，如世上本无规矩。上古无序而圣人制礼乐，古诗无范而诗家创格律，此乃历史发展之必然，但绝非亘古不易。世道变而声调殊，声调殊而诗格迁。论字数四、五、六、七言及长短句不等，论体例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古风、绝句、律诗及词、曲各样。近世凋敝，思想禁锢，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重律轻质，言之无物，旧诗词日见衰微。黄遵宪、梁启超等虽有“诗界革命”之主张，却无救治之良方。胡适言此文胜之害，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乃倡文学改良“八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五四”文学革命由此发端，现代新诗随之兴起并渐成主流。
旧已破，新未立；古已衰，今待兴。时近“五四”百年之际，中国诗界之新一轮改良运动，任务愈加峻迫，形态亦将前所未有。所谓“新”者，依愚见当力求以下“五新”： 即以新语言新形式，抒写新内涵新情趣，以臻新境界。
其一，新语言。诗者，应时而发，随代而迁。其语言也与时进化，从未凝止。新时代必催生新语言，新语言必于原基础上熔合新成分而逐渐成型。因而，当代诗人应向两方面虚心学习:一是传统文言文。不学传统之经史子集诗赋词曲，何以理解中国古典文学乃至传统文化之精神内涵。然学习文言并非倒退复古，而旨在承接古典文学传统，领略、浸染其独特神韵、气质。二是大众口语及民间歌谣。大众口语为文学最普泛之基础，民间歌谣甚至流行网语亦富含鲜活之养料，均不可鄙视，应细心筛选咀嚼以撷其精华耳。
其二，新形式。纵观吾国已有诗歌形式，皆经草创、流变、成熟、衰落之过程。凡至极则不可逾越，不可逾越则应改弦易张。唯有不断探索适时应变之新形式，中华诗词方可永葆活力。愚以为：作旧体诗（不论古体近体或词曲）者，不能不研习传统音韵格律，尤其作律诗、绝句或词曲，应尽量守律合韵。但以达情尽意为先，于平仄、韵脚、粘对等具体问题上，允许使用邻韵、新韵、宽对，偶或逾格、失粘亦无不可。古体诗应多向唐前之古风学习，大可不必学唐人为求高古而刻意反律，对仗可工可宽，押韵可平可仄（转韵亦可），以自然流畅为要。倘一味因循守旧，难免食古不化，何谈体例之创新？
其三，新内涵。内涵者，思想、精神也。即所谓言之有物也。诗无内涵，则味同白水，徒有躯壳而无灵魂，其诗亦非诗也。然内涵者，必不可脱离于传统与时代，离此二者，则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故诗人应于精神上与传统文化、时代生活保持深在联系。既反映大众之文化与生活又不拘停于此，著力于挖掘潜藏其中之民族文化精神，并灌注以现代思想精神之内涵。以高于传统诗词之精神维度审视生活，建构具民族独特气质之文化精神与审美方式。无此文化自觉，则当代诗词之新内涵无从谈起。（未完待续）（王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