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新情趣。《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情者，诗之灵魂也。趣者，诗之品味也。诗无情感，读之味同嚼蜡；诗无意趣，观之面目可憎。诗人之观念情感、修养品行，直接影响其作品之审美风格与格调情趣。作为精英文化代表，诗人不能仅囿于表现个体情趣，应适当考虑大众之接受与喜好，并以启导之姿态促进大众改变审美习惯与提升欣赏能力。故其思想须比大众高远，情感则应关注、了解、热爱大众，写出大众之生活状貌与精神欲求。于此基础写就之诗篇，方能既保持艺术个性，又赢得大众认可与喜爱。
其五，新境界。《人间词话》云：“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乃衡量诗之高下之重要艺术标准。而境界高下，除依赖于诗人艺术表现力，更取决于诗人之思想境界。唯有高尚之人格，唯有对宇宙、社会、人生之深切理解，才能超凡脱俗，进入诗之化境。当今社会多元发展，诗歌创作亦日趋多样。然诗人不能以所谓“个人化”拒绝诗应承担之社会道义。应以强烈社会责任感及参与现实精神，充分关注人类之未来发展，尤其是底层民众之生存命运，颂扬光明与正义，抨击黑暗与不公，咏诵美好与崇高，从而实现精神与艺术追求之和谐一致。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此乃唐刘长卿五绝名句。余素爱之，故引为书名。然余之言古调自爱，并非敝帚自珍，亦含对“今人多不弹”之深切反思，以期博采众长，探求更谐美之新声。今不揣浅陋，求教于海内方家，旨在抛砖引玉，而无伤方家之齿云。 （续完）（王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