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于崇宁初登上宰相之位后，权倾一时，其贪奸之性亦随之益发膨胀。《宋史·蔡京传》曰：“（蔡）京既贵而贪益甚，已受仆射奉（俸），复创取司空寄禄钱，如粟、豆，柴薪与傔从粮赐如故，时皆折支，亦悉真给，但入熟状奏行，帝不知也。”
此句《lt;宋史·蔡京传gt;译注》（载《莆田史志研究》第三期，下称《译注》）译为：“蔡京既已贵显却愈加贪婪，已经享受宰相的俸禄，又开创领取司空寄禄官俸禄，如粮食及家人按原来皇帝赏赐的数目，当时实行折合支付，也全部从中填补供给，只将既成的事实具状奏明施行，徽宗不知道内情”。
《译注》对句中若干涉及宋代职官俸禄制度之术语，诸如“寄禄钱”、“傔从粮赐”、“折支”、“真给”等，未加以必要的注释，今译亦含糊其词，未能达意，且有误译。
读宋史可知，宋代对官员实行“益俸政策”，给赐优裕，养吏甚优，为历朝之最。宋神宗元丰间改革官制，俸禄制度相应更改，实行以官寄禄，在京职事官（即官员有职掌者）职钱，以寄禄官高下分等供给。而在京官司供给之数，则皆并为职钱。如大夫（散官阶名）为郎官（职事官员），既请夫夫俸，又给郎官职钱。比宋仁宗嘉祐间已属优厚。
《职官志》特别指出，至崇宁蔡京秉政时，又于奉钱、职钱外，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蔡）京（受）仆射奉外，又请司空奉，其余傔从钱米并支本色。故《职官志》称较制禄又有成倍增加。
具体而言，蔡京的俸禄构成主要是三个部分，一是仆射俸禄；二是司空俸禄；三是禄粟、厨料、薪炭诸物；四是傔人衣粮等。查《职官志·俸禄制》，蔡京以宰相（仆射）之名，获取以下待遇：（一）俸禄，月三百千（贯）；春、冬服各续绫二十匹、绢三十匹、冬棉百两；（二）禄粟，月一百石；（三）薪、蒿、炭、盐诸物（宰相旧无，后加）：月给薪千二百束；岁给炭自十月至次年正月二百秤（一秤为十五斤），余月百秤；给盐七石；（四）元随傔人衣粮。宰相配有随身（随从）七十人，原五十人供给衣粮，二十人日食（供应三餐），后加为七十人衣粮。蔡京又以司空获取俸禄四百千（贯），春服罗三匹、小绫三十匹、绢四十匹；冬服小绫十匹，绢三十匹，棉五十两；禄粟一百五十石。以上项目，若按现今物价计算，蔡京所得数目相当可观了。
蔡京兼领宰相、司空之俸，虽是沿袭前朝（元丰）之制，但已恶性膨胀，如《蔡京传》所云，政和改革官制时，省吏不再定额，有“身兼十余俸者”，即一人兼领十余个职俸。蔡京的特权在于，一是新增薪炭盐诸物补贴项目，并增加随从名额；二是，当时因铜钱紧缺，官员每月俸钱，实行按比例折支实物，即一分（三分之一）现钱，二分（三分之二）折支。蔡京则“悉从真给”，即俸钱全数给现钱。此外，崇宁间，蔡京除任司空，又封为嘉国公，政和复相后徙封鲁国。按宋制，授爵同时授食邑，如开国公食邑过万户，为虚封。一户随月俸增二十五文。当时又有贱价出售国库久藏物资，如贱价出售元丰库存绢帛给朝官分售，从官一人分到二千匹，蔡京一人达万匹之多。故《蔡京传》痛斥蔡京“既贵而贪益盛”。看来，此乃官场之通病。
以上说明，实际已对《译注》的误译作了辨析。如将俸禄制“傔从粮赐”专用语，译为“家人按原来皇帝赏赐的数目”；将蔡京特权违反折支制度，“悉从真给”，译为“全部从中填补供给”，均是因不了解当时俸禄制及其用语所致。
《译注》之误，同样表现在“熟状奏行”一语上。“熟状”是宋代文书制度用语。宋制，有关军国大事，由中书、尚书、门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关于平常事项，则须拟进，即白纸撰状，宰相押字，其他执政列其姓名，以书面奏请，经皇帝亲阅，在纸尾加盖御宝，并批示“依”，然后下中书省撰命，门下省审读，再由尚书省付外施行。《译注》不解“熟状”之本意，臆译为“只将既成的事实具状奏明施行”，亦是将古文中专用术语肢解为单一字义所致。国家重点书目《二十四史全译》，对此句中“真给”及“熟状”等语，均作囫囵吞枣式的“直译”，读者仍不得其解。
蔡京将关及职官俸禄制度的重大事项，视为常事，以“熟状”拟进施行，施瞒天过海之计，足见其奸。从古今官场贪腐案看，贪与奸是相辅相成的。贪者必奸，以奸谋利，不择手段。上举有司以朽坏贱估元丰库物帛一事，为御史石公弼所论罢，时蔡京已取万匹“便宜货”亦被追回，故对石御史恨怀在心，以至对宋徽宗擢石为御史中丞之命，力加阻挠。至终将其贬至台州（今浙江）安置。遇赦归不久便卒，年仅五十五岁。由此可见，蔡京不仅贪而奸，且贪而险恶。《蔡京传》指其“天资凶谲，舞智御人”，是甚为恰切的。 （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