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立限考事”反腐惩弊
张居正主政后，一直千方百计要改变朝中空议盛行、弄虚作假、人浮于事、政令不通的弊端。早在隆庆六年十二月，他就奏请纂修世宗、穆宗两朝实录，却历时6年还未完成。他看出症结就在于无“专任而责成之故”。他觉得“事必专任，乃可以图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责效”。于是，他责成申时行、王锡爵主修《世宗实录》，张溶主修《穆宗实录》，各负其责，需订好计划，把进度、完成期限、责任、查法、考核等都明文规定。结果，两部实录均如期交卷。实例让张居正看到“立限考成”是行之有效的，同理也可用为治国之策。于是，他首先从整修吏治开始，立即奏请施行考成法，万历元年十一月获帝准，得以实施。
其考成法，即对各级官员所办每一件事都规定期限，进行考成。以考勤考绩，作为升迁、黜陟依据。明朝廷本来也有对京官每六年考察一次的“京察”制，有对地方官每三年考察一次的“大计”制，但形同虚设、华而不实。张居正的考成法考察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主项有二：一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公事要点和完成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帐上，一册留部、院存，一册交六科，一册呈内阁；二是六部和都察院按帐本所记，对所属官吏承办的每件事，逐月检查，办好一件，勾销一件，如没完成，需实申报，否则按违罪处；六科亦据帐本记，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行议惩；内阁亦据账本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抽查。这样层层相扣，相互制约，最后归内阁一统。内阁实际就如中央集权，成最高权力机关。
张居正通过这考成法，进行立限考事，以事责人，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对朝政腐败起明显抑制作用。每逢考核地方官吏的“大计”之年，他便把一些秉公办事、诚心为民、政绩卓著的官员列为上考，大胆提拔，委以重任；把那些专靠耍嘴皮、拉关系、骗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不准提拔，严肃法纪，该惩则惩；把那些闲散官员，则行裁减。在他执政期间，被裁的冗员约达官吏总数的百分三十。这精简措施，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对一些贪官污吏也有了震悚，起了反腐倡廉之效。张居正自己对贿赂等恶习也很反感。有一次，守将李成梁以金相赠，他正色说，李总兵百战立功，我受金，是得罪高皇帝了，拒不接受。这在官员中也起了上行下效的好影响。
在选才上，张居正反对论资排辈，以政绩为准，他认为用人要“论其才，考其素”，就是要求德才兼备，全面衡量，并据各自特长和短处，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让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他所选用的许多贤才，在其实施改革中起了功不可没的得力作用。神宗帝曾为此褒扬张居正“先生公忠为国，所用的人没有不当的”。 （未完待续）（林闻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