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皆史”出自《庄子》的《天运》篇：“孔子谓老聃曰：lsquo;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rsquo;老子曰：lsquo;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hellip;hellip;rsquo;”在这里，庄子笔下的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但是在老子看来，孔子所说的六经却是“先王之陈迹也”，即六经皆史而已。
六经皆史不仅没有贬低孔子治教的实际价值，反而还提高了孔子的历史地位。这是因为夏商周三代一千五六百年，历史文献众多，可谓是汪洋大海，而六经只不过是其中几滴水而已。这显然是孔子通过优化选择的结果，把最重要的六者挑出来作为教材，去医治国家和民族创伤。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乱臣贼子多；周天子无能，诸侯争霸，战争不断，平民百姓多灾多难。所以，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亲自动手整理，例如《诗经》、《尚书》，或动手撰写，例如《春秋》。他好像神医扁鹊那样诊断病情，开好处方，让中国这个“病号”起死回生。庄子在《天下》中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致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就是说，孔子以六经为教材，各有各的用处，以达到标本兼治为目的。在《论语》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例如孔子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并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下礼，无以立”（《季氏.》）他还对学生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孔子对诗、礼、乐的人生修养价值有着较高的沽量。所以，在历史上，孔子称得上是个精心选择教材的典范。
孔子治六经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中说：“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在这里，“六艺”即六经。与此同时，孔子师生当年对话情况也被整理出来，例如《论语》和《礼记》等出版了又出版，有助于传道授业解惑；二则是因为政治家、军事家等与历史学家不同，政治家肩负的是某一历史使命，例如，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以来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号称“千古一帝”，这是得民心，顺民意的结果。而历史使命一旦完成了，他们也就和普通人一样了，不像当初那么红火。“得民心者得天下”，想得天下就要请教孔子如何“得民心”，或者说，读孔，是“天子王侯”的必修课。与此同时，广大民众也读孔，“学者宗之”，以促进和推动统治者实行爱民、富民、取信于民等政策。
孔子治六经的实践说明，把哪些内容编入教材，决不是小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兴亡盛衰的大事。特别是在今天，社会经济发展了，教育普及率大大提高了，要是对教材编写掉以轻心，那就要犯下天大的错误。例如，和美日等国相比，我国的青少年学生之所以缺乏创造力，主要责任就在于教材和教参。这是因为教本是教育的依靠和根本。教本好，才有真正的素质教育；教本差，就会出现鲁迅所说的“人生识字糊涂始”那样的悲剧。所以，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现状，切切不可盲目地错怪校长和教师——他们绝大多数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