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为国图强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把为民度荒看得比自个衣冠整洁还美，把维护正道看得比挚友交情还高，这就是我国宋代赫赫有名的宰相王安石留给后人的财富。
王安石，字介甫，今江西临川人。他出身仕宦之家，自幼刻苦好学，早年随父辗转各地。流徙不定的生活和其“农夫民工无所不问”的性格，使其从小就目睹了人民的痛苦、官场的腐败和地主的贪婪。他的诗中曾写道：“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这为其后励志变法播下了种子。
面对当时宋朝廷冗兵、冗官、冗费的吏治腐败和社会“积贫积弱”的现象，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毫不犹豫地向神宗提出要变风俗、立法度的建议。
王安石以过人的胆识顶住各方面压力，雷厉风行百折不挠地抓了一系列变革。先后颁行了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和减兵并营、置将练兵、保甲、保马等新法。
实践实施看出，均输法在“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方面，收到较好成效。农田水利法颁行7年后，全国兴修水利1万多处，灌溉民田36万多顷、官田近2千顷，收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效益。市易法把原控制在巨商手中的权益收归官府，方田均税法实施丈量出大批隐田，为朝廷增加大量收入。减兵并营后，全国总兵额不到80万人，比仁宗时裁减近60万人，不但使军队精干，而且节省了大批军费。置将练兵，规定每个将领带一支兵，使军队得到较严格操练，成宋朝兵制的重大改革。正因为国库增收，军力增强，所以宋军在与西夏交战中，取得熙河大捷，收复了故地二千余里，改变自真宗、仁宗以来一直挨打屈辱求和的窘境。故神宗大悦，以自己佩带的玉带御赐予王安石，以表其功。
但王安石费尽心机，求的是富国强兵，并不居功己有，他倔强清廉，从不追求奢华，生活十分俭朴，从不花天酒地。他和司马光虽是革保相反两派首领，但个人品行却惊人相似，皆无可挑剔。如两者皆不好色。王安石的爱妻吴氏，曾为他置一美妾，那女子前来伺候，王安石却厉声责问：“你是何人”？女子只好说出来龙去脉：因欠官债，被迫卖身。王安石听了，不但没收其为妾，反而倒送给金钱，让其还清债务，使其夫妇破境重圆。他的精力已全倾于事业，连自己衣食也无心讲究，其品格于此可见一斑。
究之变法，何以落得败北的悲剧？这有时代局限，也有诸多复杂因素。由于变法涉及面广，阻力大，触犯了大地主、大商人利益和官僚贵族特权，他们不可能不相互勾结、疯狂反对，也不可能不拉守旧派喉舌，大唱反调。神宗听了一些流言，曾询问王安石：听说卿到处散布“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何言论？王安石理直气壮作答：自然界的天旱水涝地震等灾异现象，历朝都有，不值得大惊小怪；祖宗之法不足守，本应如此，仁宗在位40年，数次修改法律，如果法一订，子孙世代只能因循守旧，祖宗为什么要屡次变改？朝廷上下的言谈议论也不足惧，陛下自己管理政事，没有流连享乐，合乎义理，人言又何足恤？
神宗听他言之在理，则言听计从，马上对守旧派进行动刀。苏辙、欧阳修等均因反对新法，遭贬黜，宰相富弼也因日趋保守，被罢掉。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被擢升为相，大权在握。然而正当他更紧锣密鼓推行新法之时，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反新法也更声嘶力竭。
王安石获悉，心如刀绞，立即上章辩解。因言词过激，神宗欲下诏让其辞相。幸经韩绛极力规劝，神宗虑及国家要强盛，还得变法，要变法就得靠王安石。于是又让他留任。 （未完待续）（林闻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