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出知抚州（今属江西）任上，采纳崇仁县耆老建言，修复菱陂水利设施。他不辞劳苦，“风雨入前村，道路何崎岖。上山履巉岩，下水涉沮洳（低湿地）”，亲赴故址实地勘察，为的是“谅民无怨吁（怨恨与忧患）”。（《视茭陂》他在回复后任抚州太守书信中，闻知对当时设置的马夫、快手（衙署缉捕、行刑差役）办法用之未善，虚心进行探讨，说明其初衷与变异，曰：“马夫、脚夫初为答应（应付）上司而设，然因久甚专利，或者不如由里甲轮流之为便。快手旧为勾提（捉拿）犯人而设，然久甚生害，或者不如手帖（手令）能致人之为善。大抵上受一便者，民受一害也；吾心之惬（满意）者，民心之妬（妒忌）也。倘察其末善而去之，则及民之惠日益广也”。指出：“政无善恶，安民者为善政；法（制度、办法）无当否，便名者为良法”。（《寄太守鹤洲兄书》）充分体现其体恤民情的政风。同时表明，“视民如伤，乃是其尽心奉行的政经政略，诚为宝贵也。
至于屏风铭文，核心是“损上益下”四字。此句出自《易经》，“损”、 “益”均为卦名，据国学名师南怀瑾先生解释，损，减省之意，泽深山高，损泽之深，以增山之高，这是损卦的象征。东汉太儒郑玄解曰：“山在地上，泽在地下，泽以自损，增山之高也。犹诸侯损其国之富，以贡献于天子，谓之损矣”。因此，彖辞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意为损下益上，其轨道是向上运行的。
益，增益、增加之意。彖辞曰：“损上益下，民说（悦）无疆。”“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南怀瑾释为：益卦，象征君子为人民服务，减损了自己的享受，而增益他的下级——人民的幸福，所以人民喜悦无穷。如同上天以云雨、阳光、空气施惠，使得大地万物生生不息一样，凡属增益之道，应该与时俱行。据此，我们可以领悟周瑛铭文的含意。“损上益下谓之益，损下益上谓之贼”，认为减损上头的享受，补助下头的利益，是对人民的爱助；损害下民的利益，去满足上官的欲望，是盗取民脂民膏的窃贼。二者取舍向背，成为爱民善政与祸民恶政的试金石。
周瑛将其铭之于屏，是对“视民如伤“的阐释与补充。故不妨将“损上益下”作为其亲民爱民之政，为民谋利的重要途径与重大举措来看待。亦是历史上一切有识之士，有为之臣，所奉行的一项大政方针。明代名臣张居正，入阁辅政时，实行“捐上益下” (采自“损上益下” )方针，倡导宫中力行节俭，慎计度支，不增征收而扭转国用不足局面。他毅然罢除太监请买金两珠石，劝阻明神宗修建宫殿与征用光禄寺金之圣旨。又以明世宗不尚华靡，皇袍非敝甚不更新为例，开导神宗以皇祖为法，“能节一衣，则民间数十人受其衣者；若轻用一衣，则民即有数十人受其寒者，不可不念也。”为神宗所从。同时大幅度蠲免下税赋，予下民以实惠，为史家所称道。张居正“捐上益下”与周瑛所奉行“损上益下”，字虽有别，实则无异。周瑛尝赞颂宋代户部侍郎李绅，庙廊佐政，损上益下为“伟事业之经纶也(治理国家之重大决策。”（《宋户部侍郎李公绅遗像赞》他在广德州亦尝实行减赋政策，招徕外逃民众二百余户。
周瑛铭文指出，君子损上，因无所为，但心公理得，于心无愧；佞人损下既多，人莫予何，但为神明所恶，或有败露之时。二者取舍向背，天不可欺。他深知在封建专制下，损上无异于虎口拔牙，风险甚大。所损程度亦是很有限的。一旦超越帝王的容忍度，就要丢官，乃至杀身之祸。上文所举张居正“捐上益下”改革，亦是在特是政治背景下实行的。他作为明神宗的顾命大臣，神宗主政前又有承业治国的雄心，故对张居正针对历朝积弊的一系列改革，言听计从，成为明皇朝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威柄之操，几于震主”，终于死后，被追夺官秩、抄家，改革成果亦大多付之东流。故周瑛所云“君子损上，固无所为”，既指“损上”之难为，亦含个人仕途之难为。但因为民为公，故能心安理得，聊以自慰，借以自警自励。看来，他对“损上”的政治风险有所认识，头脑还算清醒，他在广德州主政三秩，几近十年，以善绩闻名于朝，并获赐敕，可谓英才能臣。迁南京礼部郎中，亦不过是依常例升迁而已。而一些善于钻营，精于“损下益上”者，则往往官运享通，得道升天。这是历史的玩笑。至今我们仍可见到一些“损下益上”、被周瑛斥之为“贼”类的影子，这是现世的畸胎。（续完）（阮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