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陈纪联先生是1963年。那时，仙游县共青团、工会、文化科，为了参加福建省民间文艺调演大会，抽调一些创作人员与文艺骨干，抓紧创作与排练节目，我与纪联先生也参加其中。我是业余作者，他是专业编剧（当时供职县编剧组）。我们皆风华正茂，各自创作的节目被选送上省，皆获高奖。纪联先生主笔的一个小戏很得好评，福建人民出版社列入当年出版计划。与此同时，他写的另一部大戏引起省文化局剧目工作室陈启肃主任的注意，拟邀请他上省参加一个由戏剧专家、评论家共同研讨并提供修见意见的会议。后来这二件事都用文革的开始没有下文。
谁也不曾想到，1966年6月某天，与其父陈仁鉴和文艺界的其他人一起被游街示众、罚跪、罚扫街、游乡、捆绑和批斗。后来对陈纪联先生的情况，所知甚少。只听说他被折腾了好几年之后，回乡务农，后来听说去当教员，再后来调到县文化馆，再后来听说调到市里的文化部门。
2007年，有一天，在福厦公路公交车上遇到了陈纪联先生。他已满头白发，清癯的脸上爬满皱纹，虽然满身沧桑，却不改斯文模样。我们聊谈了离别后的蹉跎岁月，各自的家庭轶事，我把我近年出版的一本新书赠送给他，有事先下车了。直到前年，因为应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约稿，写作大剧作家陈仁鉴的文章，专程赴莆田陈纪联先生的寓所采访，这是相识四十年后第一次促膝长谈。
当我谈到陈仁鉴先生剧作辉煌，名满天下时，他唏嘘叹息不已，黯然神伤地说，名声是虚的，灾祸是实的。他说，中外文艺作品不管是古代或是现代题材，其实都是写人，活鲜鲜的人。配合政治或影射现实的作品，但都短命，不能传世。凡能传世的作品，都是非功利的，都是表现人类永恒主题，共同情感，才能引起普遍共鸣，如《春草闯堂》。
陈纪联先生虽然不能成为剧作家，却成为一位研究中国戏曲史与莆仙戏史的学者。他的案头排放着三本他的个人著作，全都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南人说南戏》是他平生心血的结晶。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刘祯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认为从书中“可以看出陈先生思考的独立和研究的深入。其实，他对戏曲史的研究已经非常了解和娴熟，并形成自己的见解和学术立场”。“他对地方文化的学术守望，对民间和本土的感情和所具有的思想，他的研究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都应是当代学术发展的收获和财富资源。”（引自刘祯为该书所写的序：《地方文化之守望》）另外二本是为莆田市政协和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合编的《莆仙戏剧目丛书》（共二十三卷）之第十六卷和第十九卷所作的注释。陈先生以学者的情怀，数十年来，握笔如戈意未休，潜心戏史的探索和研究，为莆仙戏古本进行认真的考证和精辟注释，颇见功力。特别第十六卷中古本《邹雷霆》和《马鸿禧》二剧，乃是《春草闯堂》与《嵩口司》的母本，它的发表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很大的启迪。注释中对方言、民俗、舞台习俗等等方面的考证，为读者扫除了许多阅读阻碍，且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陈纪联先生的人生是一首激情澎湃的歌，包容着辛酸和血泪，包容着欢悦和感恩，也包容着对和谐盛世的礼赞。 （张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