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陶朱和他的老师计然
陶朱，原姓范名蠡，春秋时期越国名将。昔日吴越争霸，越王勾践战败，被迫向吴王称臣。夫差强迫勾践夫妇一同去吴都会稽，为夫差驾车养马，打扫宫室，忍受各种屈辱。三年后，他们才被遣送回国。那时，随从去吴国的有范蠡、计然等。计然献策，说：“知缺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所以，岁在金时，五谷生长旺盛，这年粮食丰收；水，毁，农业有种无收；木，闹饥荒；火，长期无雨，旱。旱，船只没有用场就卖掉；雨水过多，水车没有用场就卖掉，这是知物的缘故。丰收年，每六年一遇；旱灾，每六年一遇；大饥荒，十二年一遇。市场粮价，每斤二十钱，伤农；九十钱，伤末即工商业者。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少于三十，就会做到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积畜的道理，就在充分发挥财物的作用，久停息货物就会蚀本。以物换物，容易腐烂的食品不要保留，不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就知道贵贱。贵过了头就反贱，贱过了头就反贵。所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是生意经。明白了这一点，就会使钱财畅通如流水。”在这里边，计然提出著名的“平粜法”，谓丰收之年，每亩多收三五斗，但是市价甚贱，伤农。此时，国家应拨款各地，以高于三十钱收购，储蓄粮食，以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受灾之年，粮食市价昂贵，国家要通知各地开仓放粮，以低于八十钱价格粜给市民等，确保城市社会秩序安定。孔子把足食、足兵、取信于民当做为政的三大事。毛主席说：“手中有粮，遇事不荒。”早在2500年以前，计然就能提出解决“足食”问题的理论，很不简单。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据《史记》说，勾践采用计然之策，“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lsquo;五霸rsquo;。”计然的经济理论对越国的复兴正是如此重要。
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说：“计然之策七，越王勾践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于国，吾欲用于家。”于是乘轻舟，浮游江湖。《国语》说：“勾践灭吴，反至五湖，范蠡辞于王曰：lsquo;君王勉之，吾不复入国矣。rsquo;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终极。”《史记》说，从此，范蠡变名易姓，到了齐国为鸱夷子皮；到了陶，为朱公。朱公认为陶为天下中心，诸侯四通，是个货物交易的商业中心。于是，他开始经商，做粮食买卖等生意，随时逐利。还注意讲诚信，择人而与，人不负之。十九年中三次家财至千金。由于他是计然的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先进的经济理论，所以一通百通，不论施于国，还是用于家，都会创造奇迹。他还以助贫为乐，自己富了，能把资财分散给亲朋好友穷哥儿们，让他们脱贫致富，称得上是个富好行其德者。后年老力衰在家安度晚年，子孙继往开来，资财日积月累，遂至万万金。所以，富者皆称为陶朱公。
之二，孔子的学生子贡
据《论语》的《先进》篇记载，孔子学生三千，贤人七十二，前十名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子贡是“十哲”之一。
又据该书的《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lsquo;足食，足兵，民信之矣。rsquo;子贡曰：lsquo;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rsquo;曰：lsquo;去兵。rsquo;曰：lsquo;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rsquo;曰：lsquo;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rsquo;”孔子的为政三大事之出处就在这里。谓为政项 目繁多，如待人接物、访贫问苦等，三大政是重中之重。这一记载说明，子贡读书有个显著特色，十分认真。他不是不求甚解，而是求真务实，打破沙锅问到底，所以，他学习效果会十分显著。
《史记》说：“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者乎？”马克思称道商人是革命者，肯定了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子贡经商与众不同，不是小打小闹，而是搞大兵团作战，雇佣许多人帮他做买卖。一路上，结驷连骑，人欢马叫，浩浩荡荡，十分壮观。更重要的是发财快，“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就是证明。子贡经商注重讲礼节，所到之处，首先呈送礼品，请各诸侯笑纳，开关放行，接着商队入境做生意。而且影响好，得到各诸侯国君热情款待，受到各地民众好评，踊跃前往购买。甚至于连孔子也沾了光，从此名扬天下。这可以说是势在必行的，因为受学于孔子，经起商来也就与众不同，谨于礼，念念不忘爱民、仁义、忠信等。这称得上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子贡称得上是儒商始祖。
这里的“原宪”应是颜渊，因为原宪是孔子的学生，但是却没有名列前十名。历史比较不是拿鸡蛋和石头比硬度，而是同类项相比，颜渊名列第一，子贡第六，可以比一比。《史记》说他“不厌糟糠，匿于穷巷 ”，有点挖苦人家，说他穷得“躲”起来不敢见人。颜渊的过失是养身之道差，身体弱，英年早逝，而安贫乐道却是他的强项，被孔子所赞颂。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这精神被后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发扬，使我国科技发明和科研成果不断涌现。这是因为这些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伴随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度过很长很长的岁月，才能拿出来；到他们领奖，或被举荐时，已经有了白发。吾莆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写巨著《通志》、明代历史学家柯维骐写巨著《宋史新编》，正是这样，洋溢着安贫乐道精神。郑樵为了写成巨著，还把家安在深山老林里，“三十年不下山”；柯维骐则“登第五十载，未尝一日服官。中更倭乱，故庐焚毁，家困甚，终不妄取。世味无所嗜，惟嗜读书”。我国古代就有许多这样的学者。 （未完待续）（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