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对莆仙家乡的贡献也是至今为人称道的。庆历七年，他改任福建转运使。当时，兴化平原百姓，依赖胜寿、西衡、屯前、东埔等五塘，灌溉沿海盐地碱地千余顷。但五塘被豪强陈清等人侵占，蔡襄发动百姓，抑制豪强，修复五塘古水利工程，使民获利。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又奏请朝廷减征身丁米一半。
皇祐三年（1051年），蔡襄回京任职。至和元年（1054年），迁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开封京师地，世称难治，他执法不阿，为政清明，朝野敬佩。
至和二年二月，蔡襄以枢密直学士移知泉州；闰二月，改知福州。八月赴任，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在侯官县（今福州市）开沟河浦69条，延袤125里，便利农业生产和交通。又兴办学校，提倡读经，造就经国人才。
从皇祐五年起，泉州民众就开始兴建洛阳桥（又名万安桥）。撰《万安桥记》勒石碑立于桥头，把参加建桥者姓名刻在石碑上，却没把自己名字刻上，只把自己的作用轻描淡写为“合乐”而已。
蔡襄不但诗文精美，而且是历史上的著名书画家，他的画在当时很有名气，但不随便作画送人以作炫耀。欧阳修、蔡京等都对他的画赞誉有加。书画行家的宋徽宗会评他的书法云：“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锐锋，宋之鲁公也。”作为他的老知交欧阳修更是相知最为真切，评价最为公允，他曾赞蔡襄书法“独步当世”，为“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并且“真草隶行，无不如意”、“或横逸飘发，或劲实端严，为体虽殊各为其妙。”连苏东坡这样的全才型艺术大师也不无钦佩地赞曰：“君谟之书，资高学深，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hellip;hellip;又尝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即使在北宋书家巨擘之辈中如黄庭坚、米芾、王十朋、邓肃等，都无不以肯定为主。邓肃在《并桐集》中指出：“本朝评书以君谟为第一，信嘉祐之间可以魁也。”特别在整个宋代以尚意书风为主的局势中，蔡襄坚持研习唐贤诸家之法，尤对颜体情有独钟，同时善广征博取“二王”、欧、虞之法，能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后人不无感叹其“宋无楷法，唯君谟一人而已”。明代汪可玉也深有同感地说：“书法之变至宋极矣，然君谟尚有晋唐余意”。而我仙游古乡贤元之郑杓也有定评“楷法之妙，独存君谟一人而已。”这是对他书法能继承传统，发扬光大的充分肯定与由衷礼赞。
蔡襄的《荔枝谱》、《茶录》更是世上最早之植物学名著，据现代有关专家评价：《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的我国又一部茶叶专著，它向世人推介茶叶品质、茶叶保存、品评方法、制茶工具、品茶器具等方面的知识。而《荔枝谱》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果树专著，共有七篇。
而今，我们缅怀蔡襄的业绩，学习他爱国体民、勤廉公正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对我们后辈的启示足以终生受用无穷。我常常私下忖度：蔡襄若是单纯地养尊处优做他的官，他自可过得优游自在，除当官“上班”升堂而后，便可不须自己破费，自有伺机“效忠”之辈，设法使他享尽饮宴歌舞，声色犬马之娱；并且足可胜似民国时仙游一位县长所言之经典“官谱”，叫做“做官的所有乐趣概括为lsquo;驳壳美人红鸡公rsquo;”，也即享尽“权、色、钱”之欲望也。然而，若是真得如此他自然断无以上之建树，也只不过一介奉禄“达官”而已，顶多是史书官籍谱即档案中添上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绝非今日万人所敬仰的“仙溪骄子”、“兴化之光”的“历史文化名人”之蔡襄了！而 纵观蔡襄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正因为其能够矢志不渝秉承其“尽忠报国、勤政惠民”的宗旨，不屑与“享尽lsquo;权、色、钱rsquo;”之欲望者为伍，才成就其令后人高山仰止的伟人品格；才无愧于“芳名不朽，万古受知”的历史文化名人之殊荣；才是值得我们子孙后代推崇效法的光辉典范！ （续完）（张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