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汉书》开始的历代《隐逸传》告诉人们，治世时选贤举能容易，人们不怕死，在廷议时被打得皮开肉绽，还感到很光荣，是什么“忠臣不怕死，怕死非忠臣”；乱世时则隐士多，许多人跑到深山老林研究学问去了，选贤举能难上加难。所以，所谓中国人有什么“官本位”，那完完全全是现代不学无术者流的胡编乱造！
所以治世时选贤举能容易，是因为天子有扭转乾坤之心，想做点事。例如618年唐朝建立。据《唐会要》卷83记载，“武德七年（624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而且“所授之田，十分之二分为世业，馀以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古时候中国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90%左右。实行均田制，让“耕者有其田”，那真是大快人心的事。所以，唐初开科取士，选贤举能容易，有许多人参加，而且大都成为了魏征式人物，勇挑时代重担，不负历史使命，结果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先后出现。
所以乱世时选贤举能难，是因为那时社会矛盾激化，经济面临崩溃，天子“病重乱投医”，贤能者敬而远之。这是因为他们出来做官，意味着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用这些利益去换取社会的进步，那是有意义的；否则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乱世时隐士多，选贤举能难上加难。
960年宋朝建立，宋太祖赵匡胤不是做“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大事，而是“杯酒释兵权”，封官许愿，后继者也是如此，结果80年后是“冗官”、“冗兵”，没有本事的人多。到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终于提出了“抑侥幸”即不搞封官许愿、“精贡举”等决策。范仲淹虽然没有几个月就下去了，但是，他却像扁鹊那样，有起死回生之术。就那么几个月，宋仁宗头脑清醒了，下诏纠正错误，实行新政，改革考试制度等等。例如，进士考试旧时仅仅诗赋，新政则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后来这个制度成为了宋朝中期的既定方针政策，王安石任相时这样做，司马光任相时也这样做。嘉佑二年（1057年），宋仁宗“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从此，进士和殿试者有广泛的言论自由。所以，宋朝治世从庆历新政开始。天子有扭转乾坤之心，选贤举能也就容易了。到了后来，“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挺身而出，加入了宋朝中期的改革家队伍，把宋朝中期改革推向高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唐宋八大家，宋有六人，都是善于政论的大文豪。而且文艺成就比汉、唐更辉煌，称得上中国文艺复兴从庆历新政开始。
宋朝中期改革从庆历新政始，至靖康元年（1125年）蔡京病死途中止，长达82年。巴黎公社存在时间仅仅几十天，马克思就总结出许多历史经验。所以，这次换一种思维，学习马克思，对宋82年改革来一番研究，成果接踵而至，甚至还认为中国历史上也有文艺复兴，实在是太幸运了！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