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明，如果按“惯性思维”，受寄的对象一般在远方。那样则存在一连串难以逾越的基本难题：如何突围送达呢？由谁去送呢？私函为何公之于世呢？等等。笔者认为，在当时，唯有在元酋企盼陈公降服为其所用的前提下，公之仲子才侥幸具有这个条件和可能。这是个历史偶然，但对于当时的可行选择来说，又是个必然。客观些分析，“仲子”的成功，应具备了若干今日我们无从深知的偶然和运气，还有仲子的机敏和智慧。
诗作问世，信使仲子功莫大焉！
二、话说《 事述 》：澄清史实作确证。
《事述》作者郡人吴源，当时是兴化府学教授，1370年著述《莆阳名公事述》（按：据《莆田县志》云共五卷），1377年为玉湖陈氏族谱作序，对陈氏一族沿革定然了如指掌；其时又在文龙公殉难百年之际，与当年（1277）年宋秘书少监张日起写截至当年事项的行状比较，百年间尘埃落定，悬疑业已澄清。遵循历史线索追寻，吴公在综合占有史实资料的基础上作了确证。吴公言之凿凿的论断，让130年后的《兴化府志》修史者为难：面对《宋史》第四百五十一卷《忠义六·陈文龙》：“其母系福州尼寺中，病甚，无医药，左右视之泣下。母曰：lsquo;吾与吾儿同死，又何恨哉rsquo;亦死。众叹曰：lsquo;有斯母，宜有是儿。rsquo;为收葬之。”只好将《事述》论断巧妙地嵌入府志史料，就成曲径通幽之策 。《弘治兴化府志 》《人物列传十?忠义》在全文照录以上文字时，则调整了其中的一个字，即“为收葬之”（按：《八闽通志》此处同。见后文）改为“为收瘗之”，仅一字更易（但“瘗”字本义指隐藏、埋藏，《说文》：幽薶也。那么，为何做这个微妙的变动呢？）在作此一字变动后，《兴化府志》曰：“按《 事述 》云：董文炳等为送其母归莆，与《宋史》本传及家状不合，盖误也”，则以摘除“与仲子”等几字，悄悄撤换为是其母的收葬还是“送归莆”的问题了 。这是曲笔留下令人扼腕的误述 。弘治府志比《 事述 》晚130多年，“始事于弘治辛酉（1501年)春，终事于癸亥（1503年)春” 。清同治十年（1871年）重刊时依样葫芦，使史实湮没在无尽的口水战中了 。治学严谨、名满京都的吴公此论断的鲜明性与不可回避性无可置疑。笔者据以推断，当时“为返归莆”的，是重病在身濒危的公之母亲与肩膺赡养祖母重责的梦雷；尔后，梦雷等后人将祖母归葬于莆田常太里碧濑，则是后话了。这在事发当时，是准确的记述 。这又与以后的元代元贞二年（1296年）差官到兴化府征召文龙公后人委官的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因为“返归莆”，则十九年后派官寻访于莆，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于是，历史循环式提供权威铁证。 (未完待续）（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