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可以兴国，庆历新政以后82年中国的变化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研究也可以误国，元朝统治者在很长时间里不敢开科取士说明了这一点。
元朝统治者不敢开科取士的原因，从元人编写的《宋史》中可以看出一点点信息。在书中，当年王安石变法的骨干分子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奸臣，便是佞臣，散布的显然是开科取士“危险论”。或者说那是在为元朝统治者的错误政策涂脂抹粉。
没有开科取士，搞的是愚民政策。在那时，全国各地郡、县学校设施、学田等无不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例如据本市明弘治志卷二十八元统二年（1334年）写的《兴化路兴学记》说：“异时学租几万斛，著录生数千指，视他州为盛。革命以来，我疆侵于浮图、豪右者什九。五十年间渐次兴复，仅得十之二，难矣哉！”令人触目惊心！以后想恢复都十分艰难。
既然有开科取士危险论，那么在元代，对宋中期改革的风云人物进行“围剿”，势在必行，无非是搞得他们各个灰溜溜的，流芳百世者反而变成了“遗臭万年”，甚至于连他们自己的子孙也不敢抬头相认！就这样，宋代历史上的许多冤案往往是这些不学无术的元代人搞的。别看他们愚昧无知，但是篡改起历史来却是心狠手辣，十分内行！所以在这里，笔者要狠狠骂他们几下，为宋代那些坚持改革的人们说说公道话。
历史研究就是这样，看你善不善于把握尺寸，方法好不好。公元1043年范仲淹任宰相，面对“冗官”即不会办事的人多的政治局面，提出“抑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等决策，重视选拔“明经”人才。与此同时，改革吏治，改革考试制度，例如进士科过去仅仅考试词赋，以后则“先策，次论，次诗赋”。就这么几下灵了，以后要人才有人才，要财富有财富，金银财宝滚滚来！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变法，实行《农田水利法》，几年之后，一万多个水利工程在神州大地横空出世，令人赞叹不已。究其原因，范仲淹挽救了科举制度，让他在新的历史时期建功立业。很显然，范仲淹的研究方法和后来元朝人的研究方法是大不一样的，所以，一个会起死回生，一个则有良方不用，活活困死！
而且方法不对，越是愚昧无知越会夸夸其谈什么中外历史经验，越会给历史上正确的东西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结果呢，到头来还是自己首先吃亏，元朝人不正是做过这样的蠢事吗？！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