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古代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不难发现，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大多数文人在艺术创作里都有向往田园生活的思想情结。
例如清朝画家郑板桥在写给他弟弟的家书里就这样写道：“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唯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荒地，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这一篇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典型归田思想情结，此种郑板桥之田园思想有同情于贫苦底层农人的诗意。
如果说像郑板桥这样的因仕途不顺，向往自然淳朴的田园生活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逃避的话，那么在仕途上亨运通达的达观贵人，以科举功名发家的清朝中兴名臣曾国藩，他的骨子里也一直向往着归田的生活，又是为了什么呢？曾国藩受孔教思想教育，并且毕生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目标“学而优则仕”。他由读书而富贵发家，但是孔教思想也教他信奉了一条人生处世哲学，以奢侈生活为戒。曾国藩的田园思想和郑板桥的出发点是不同的，他相信盛极必衰的处世观，归田思想基于保存家族的理想，故密切接近于孔教的家族制度。曾国藩身居显要，手握兵权，而其致子侄辈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训诫，勉励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此等勉励朴素勤劳之劝告，含有希望保守家族繁荣之目的，其意很明显。故曾国藩以养鱼、养猪、种蔬、种竹，为内政四要，给弟弟们的家书里还写道：“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慢。”
除此之外，宋代的范仲淹，明朝的朱熹等文学家学者们在各自的著作里也都有推崇这种崇尚自然简单生活之思想。人类在历史的前进车轮下享受着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担忧着它的破坏和毁灭。民间流传“有福不可享尽”之思想是导致文人在飞黄腾达之后依旧不敢忘形，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中国的正统纯文学还是武侠言情之类的小说故事直到如今都还喜欢宣扬退隐江湖的遁世思想原因所在了。 (郭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