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值得指出，《大学》和《中庸》原是《礼记》的名篇。作为单行本，宋仁宗首创启用这两篇。 据本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王拱辰榜之后夹注：“是年赐《大学》篇，自后与《中庸》间赐。”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在宋仁宗时，初开始，《大学》和《中庸》作为礼品分别赠送给新科进士们。
《大学》篇强调的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阶段学习的宗旨是提高道德品质修养，做到亲近平民百姓，把各样事情（读书和实践）办得好上加好，精益求精。无论是谁，是君是臣，还是民，都要从思想上树立“亲民”这一关键性问题。要是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大家都来亲民，那么，对于推动和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也就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在这里，作者总结了古时候人特别是尧舜禹三君子的实践经验，亲民思想也就有了历史依据。之所以华夏族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就因为他们的首领带头亲民，选贤举能，讲信修睦，艰苦奋斗。所以，《大学》和《中庸》也是儒学著作，传播的是尧舜禹之道。
有了尧舜禹之道，宋朝旧貌变新颜，1043年范仲淹任宰相，施行十大政，精贡举、厚农桑等，史称庆历新政；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几年之间，一万多个农田水利建设横空出世，十分壮观；到了12世纪初期，东京成了世界上最繁荣最美丽的城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为之作证明。
由于朱熹是个“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论者，所以《四书集注》一书成了儒学和理学二者并存的了，即正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儒学著作，注释却是宋代理学家作品摘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二者相互对照，却是学习和研究宋代理学的好方法，使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更加深刻。在这里试举一例。例如，“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孔子的话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短短的一句十二个字，就把古今学者不同的心态和盘托出，十分形象。
孔子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乐于为人办实事。他创办私学，广招学生，图的是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拿自己的学识去“为人”的行列中去。据传，孔子的学生三千，贤人七十二，有着显著成绩。孔子时代是大变革时代，由于变革的需要，创办私学者日益增多，“今之学者为人”成为新的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但是，程朱的用心得失观却是“为人不如为己”。在《四书集注》里，朱子说：“程子曰：lsquo;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rsquo;”笔锋一转，“为人”变成哗众取宠的了。又说：“程子曰：lsquo;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rsquo;愚案，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乎其不昧于所从矣。”在这里，程朱说来说去无非是把孔夫子“今胜古”变成了“今不如古”。
在宋代，程朱理学是这样，范仲淹、王安石等却另是一样。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出任宰相，把自己的学识奉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提出了“抑侥幸”即不要搞封官许愿、“精贡举”等决策。宋仁宗下诏纠正错误，实行新政，改革吏制，改革考试制度等。例如，进士考试旧时仅仅诗赋，新政则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后来这个制度成为了宋朝中期的既定方针政策，王安石任相时这样做，司马光任相时也这样做。
更重要的是，新政还引起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例如在兴化军三县，学校越办越好，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本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不断加入了“为人”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有了孔夫子榜样，君亲民、臣亲民、民亲民之风不断谱新篇，神州大地春意盎然。
综上所述，中国儒学和尧舜禹之道一样历史悠久。中国儒学是一门学习和研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发展，传播尧舜禹之道的社会科学。同一历史研究课题，中国儒学往往有着自己不同的答卷。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