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就像流水那样从莆田大地上淌了过去。这块土地的奇特，就在于它不曾让历史白白地从自己的身上一泄而过。它就像一块永不餍足的海绵，把历史的那些浓汤厚汁深深地吸附进去，长久地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在道德传承上表现得最为突出。
那些简单的说教往往很容易在传承过程中失落。不过，莆田人自有办法。他们把这种道德教化转化为一种民俗或者也可以说给这类道德教化加上民俗的包装，从而使之能千百年地保留下来。比如，莆田民间有一种风俗，小孩降生或一个人去世时都要穿大领衫，这种风俗即使到了今天在乡间依然随处可见。我祖母当年曾告诉我们，这大领衫是大明朝服装，这种穿着就是为了表明咱们“生不忘明”。而莆田贴“白额”对联的风俗与此真有异曲同工之妙。清顺治五年，明朝遗臣莆田人朱继祚抗清战败，清兵入莆，劫掠烧杀，使得许多人家办丧事贴白联。接着清廷发薙（剃）发令”，威胁人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因为莆田人不肯“薙”发，更是被杀了不少，又使得许多人家办丧事贴白联。此时已到岁末，官府要求家家户户贴红联庆祝“新朝新岁”，并以杀头相威胁。这时有人巧妙地在贴红联时，故意让原来的白联露出一截，以示心怀不满，情有余哀。于是人们竟相仿效，遂成风俗。莆田春节还有正月初四“做大岁”的风俗，也是为了教育子孙不忘嘉靖年间倭寇入莆，大肆杀掠，莆田人纷纷逃难，过不成除夕的惨痛历史。这种民俗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因为它所传递的信念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由此可见，莆田人民当年是何等地同仇敌忾。这类以民俗为载体而得到强化的民族气节教育，确实收到了妇孺皆知、历久长新、世代相传的效果。如此，莆田这块土地上多产忠臣烈士，又有何奇？
莆田人的道德教化的另一妙着，便是尊崇地方上出现的忠贤。前些时候，我曾到位于莆田城郊的阔口村(玉湖)，拜谒奉祀南宋末年抗元英雄陈文龙叔侄的“二忠祠”。陈文龙在南宋景炎元年任参知政事。时元兵进逼，建宁、泉州、福州守将皆已降元，文龙尽散家财，募兵守土，设伏于囊山寺前，连挫元兵。后因部将投降，引元兵至城下，诈称援兵，通判曹澄孙开城迎降，文龙力尽被俘。元将唆都把他械送杭州，文龙绝食，至杭州时，饿死在岳飞庙中，文龙之母继而也绝食而亡。其叔陈瓒率兵收复兴化，困守孤城，后城破被执，大骂不屈，被唆都车裂于五门。陈氏叔侄的忠贞节烈，直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陈文龙陈瓒死后分别被封为福州和兴化府城隍，备享哀荣。陈氏族人更以有这样的先人为荣。至今门首犹贴“玉湖家声大，二忠世泽长”。
少时，进城念书途中总要经过一个叫作“岳公”的地方。初时不解其故，一打听原来此地曾有一座明成化年间兴化府知府岳正修建的桥梁和一座奉祀岳正的宫庙。岳正在莆田为官时，为地方做了许多好事，却遭到地方上一些人的误解及谤议。闹得岳正乞休回家。后莆人得知岳正去任后家计萧然，濒于贫困，始知其为官清廉。莆人为感念岳正的功德，也为表达心中的愧疚，遂立祠纪念。从这座宫庙的身上，我们又可以看到莆田人的追过知悔、从善如流的胸襟。
走过莆田的山村水廓，人们常可见到这类宫庙。它供奉的并不是什么佛道神灵，而是一些土生土长由老百姓自己抬举起来的忠臣烈士善女义男。这些庙宇当年发挥了莆田民间道德传承的重要媒体的作用。
莆田还有一种传播道德观念的极好媒介，就是那些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倾注了老百姓的爱憎褒贬，产生了奇特的抑恶扬善作用。小时候，我曾经听老祖母给我们讲过许多故事。其中至今依然记得的就有 “江采苹绊倒成贵妃”，“林默娘渡海救父兄”，“钱四娘捐金建兰陂”，“陈文龙叔侄俱忠烈”，“李富散资募义兵”，“柯潜壶山遇山神”，“草鞋公知足常乐”，甚至还有“壶公山神斗蛟龙”等等，这些关于忠臣烈士、义夫节妇、善男信女、鬼怪精灵、风土文物的传说成了孩子们百听不厌的“天方夜谭”，有一些还搬上了莆仙戏舞台。这些故事深深地烙进了许多莆田人的心，影响着他们的为人处世。
莆田作为善乡德境，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于史有据的。据县志载，在嘉靖年间，莆田县城仍有一坊曰“善俗坊”。嘉靖十年(1531年)，莆田知县王钜为了推崇莆田的文化教育，改“善俗坊”为“文献名邦”牌坊。王钜这一改功耶过耶，莆田人并未细究。只是从后来又有人竖“莆阳文献、海滨邹鲁”二坊一事上，似乎可窥见其中的一些隐微。窃以为如今我们在为“文献名邦”美誉深以为荣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莆田历史上的“善俗义风”而自豪，我们更应当清理莆田传统道德，去芜存精，去劣存优，让莆田传统道德中的精华成为今天精神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莆田应当是一座文化历史名城，因为在这方土地上不仅有过许多或巍峨或雅致的古代建筑和承载着丰富文化的灵山秀水，因为这方土地上不仅曾产生过许多显赫一时的历史人物，更因为在这方土地中蕴藏着如此丰富多采的道德传统。当我们对这块浸润着传统道德汁液的神奇土地进行考古发掘时，一处神州大地上少见的善乡德境将再现在人们的眼前。 （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