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庆历新政研究的不断深入，蔡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是越来越模糊，而是越来越清晰了。
蔡襄一生主要政绩有以下三大方面：一、在政治上远见卓识，伯乐知道千里马，蔡襄知道贤臣。据莆田市明弘治《兴化府志》卷之三十九《蔡襄传》记载，蔡襄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为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1036年，“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请与同贬，欧阳修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言仲淹之非辜，由是三人者皆坐谴。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更用辅相，亲擢靖、修及王素为谏官。襄又以诗贺。三人列荐之，帝亦命襄知谏院。”这一记载说明，最早发现四位贤臣，并及时向国家和全国人民汇报的是莆田历史名臣蔡襄。特别是范仲淹，他是庆历新政的总设计师，在1036年反腐败斗争中崭露头角，竟然也被蔡襄发现了，那更是不简单的事。
二、在思想上主张广开言路，让谏者有所作为。弘治志说：“襄喜言路开而虑正人难久立也，乃上疏曰：lsquo;朝廷增用谏臣，修、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庆。然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三人忠诚刚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为御之之说。其御之之说不过有三，臣请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当道，论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无所陈，则土木之人皆可为矣。二曰好进。前世谏者之难，激于忠愤，遭世昏乱，死犹不辞，何好进之有？近世奖拔太速，但久而勿迁，虽死是官，犹无悔也。三曰彰君过。谏争之举，盖以司过举耳。人主而行之，足以致从谏之誉何过在能彰？至于巧者则不然，事难言则喑而不言，择其无所忤时一发焉；犹或不行，则退而曰：lsquo;吾尝论其事矣。rsquo;此谓之好名。默默容容，无所愧耻，蹑资累及，以挹显仕，从谓之好进。君有过不救之于未然，传之天下后世，其事愈不可掩，此谓之彰君过。愿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在这里，蔡襄的看法有独到之处。任谏不难，许多人想当言官，而且当之无愧，不怕死，不怕打击，所以，选拔、任用谏者容易。但是听者多，各有各的看法，少不了造谣中伤的人们。他们会肆意歪曲谏者的话，制造障碍，让谏者无所作为。对于君主来说，听谏，容易做到，他会耐心听下去；但是，接受人家意见即用谏却不那么容易了。为了辨明是非，他以“好名”、“好进”、“彰君过”三者为例来说明，希望宋仁宗做个名副其实的好谏者，肩负庆历新政的重担。
弘治志还说：“夏竦罢枢密使，韩琦、范仲淹在位。襄言：lsquo;陛下罢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贺又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且退一邪、进一贤，岂遂能关天下轻重哉？盖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众贤并进，海内有不泰乎？虽然，臣窃忧之，天下之势，譬犹病者：陛下既得良医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寿民；医虽良术，不得尽用，则病且日深，虽有和扁，难责效矣。rsquo;”步步深入，分析透彻，最终把最为关键的问题摆在宋仁宗面前：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你何去何从？蔡襄正是这样给宋仁宗“打预防针”的。
这年九月，范仲淹出任宰相，主持庆历新政，提出十大政，显示了改革者大智大勇的高贵品质。大智，远见卓识办法多，一下子拿出十大政，对贫穷落后的祖国进行综合治理；大勇，敢想敢说不怕死，把宋仁宗和他的祖宗们做错的十件大事情，一一予以纠正，全不顾个人得失。宋仁宗有扭转乾坤之心，不但不会予以计较，而且还坚决实行新政，终于取得成功，让宋朝转危为安。这显然与蔡襄的谏言息息相关。所以，认真分析蔡襄的一言一行，我们就会知道蔡襄是个“忠君”和“爱民”的统一论者，当宋仁宗犯错误时，他写《四贤一不肖》诗当即予以纠正，使他早日改正过来，达到“爱民”的目的。
引人注目的是弘治志卷之十六《宋进士科》在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章衡榜之后夹注：“是年亲试举人。凡进士与殿试者，始皆免黜落。”宋仁宗让进士和殿试者从此都有了言论自由，在蔡襄谏言基础上，又发展了一步。 （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