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庆历新政以后福建教育名列全国先进行列，和蔡襄任福建转运使开好头息息相关。朱维幹在总结麻沙出版业的文化背景时说：“政治上兼收并蓄，是仁宗时才有，南北的畛域解除了。于是，lsquo;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rsquo;。”（《福建史稿》上册247页第13行）在这里，宋仁宗的政治特色总结出来了，但是语焉不详。要是能说得具体些，变化原因很有可能那时也就找出来了。
去年6月5日笔者发表了《庆历新政和兴化军三县教育的变化》，拙作说：“首先，得中进士者数量增加了。据《重刊兴化府志》即弘治志卷十六宋进士科记载，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开科取士始，至庆历二年（1042年）82年间，兴化军得中进士93人，其中，莆田县63人，仙游县24人，兴化县6人。从庆历六年（1046年）到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仅仅24年，兴化军得中进士就达到94人，其中莆田县67人，仙游县23人，兴化县4人。以后，那是越来越多了。”兴化军是如此的，全省各地也是如此的，因为庆历新政的抑侥倖、精贡举政策在起决定性作用。否则，哪会有什么变化？！
在蔡襄以前，我国并不缺乏民主斗士。例如孔夫子是春秋后期著名的民主斗士；荀子、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民主斗士；陆贾是汉高祖时著名的民主斗士；魏征是唐太宗时著名的民主斗士hellip;hellip;他们共同的特色是亲民爱民，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办事，主张为政要取信于民，让老百姓放心。这是因为华夏政权民为基础臣为骨干君为领袖；不得民心就要垮塌。所以，他们通过教育或者廷议，宣传历史上的民主制度和成功的历史经验，为当时政权民主建设做出了贡献。蔡襄的贡献在于发展了这种斗争方式。在那时廷议不行，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都失败了，都没有好下场，宋朝顷刻之间就要土崩瓦解。在危急关头，蔡襄应用文学武器，试一试，灵了，国家有救了。“都人士争相传写”，许多人不仅引起了共鸣，而且还把新的信息传递出去，达到了治国安邦的目的。当入朝做言官时，蔡襄则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让宋仁宗认识广开言路，为谏者排忧解难的重要意义。后来他又任地方官，以上三件大事说明，任福建转运使的蔡襄是个贯彻执行庆历新政的实干家。
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襄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地方任职，都是政府官员的好榜样。首先，蔡襄在京城当小官，关心的是国家头等大事。宋仁宗做错事，是非颠倒，蔡襄当即写《四贤一不肖》予以纠正，还引起了出版家的共鸣，大量发行，广为宣传。蔡襄不仅没有被问罪，而且还被宣人宫知谏院。这说明不打不相识，赢得了宋仁宗的信任。
其次，推动和促进了好的学风的形成。宋朝初期所以被冗官冗费压得喘不过气，主要是因为那时政府官员学风不好，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不会办事。1030年，宋仁宗首创启用《大学》和《中庸》，把它们作为礼品赠给新科进士们以后，1036年就大见效，四贤臣受到打击，蔡襄“作《四贤一不肖》，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这便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蔡襄是1030年新科进士，他不辜负宋仁宗厚望，在爱民亲民上立竿见影，而且还引起了天下云合响应，纷纷向蔡襄学习，关心国家大事，王安石便是其中之一。
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年）进士，初开始知鄞县。据《东都事略》卷79《王安石传》记载：“安石好读书，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不次进用，可以激奔竟之风。”在这里，激奔竟之风即扭转追求高官厚禄之风。王安石勤奋好学，不追求高官厚禄，显然是以蔡襄为榜样，所以他任地方官，那是想方设法为老百姓做好事，认真落实庆历新政（1043-1045年）。由于勤奋好学，严于律己，王安石德才兼备，大智大勇。宋神宗时，王安石主持变法，继续把宋朝中期改革推向深入，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林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