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因为从中走出了中国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先驱严复，大概不会有太多人去注意闽江边上的小村庄——阳岐。事实上，这片土地的奇秀人文早已为周边所熟识，现今榕城、台湾本岛及马祖等地的大小数百座尚书庙，即是分灵于此处的尚书祖庙；而所有尚书庙所祭祀的主神，便是南宋莆相陈文龙。
阳岐的尚书祖庙建于明初，因彼时洪武建制，光复汉统，而抗元英雄陈文龙的事迹正好彰显汉族的节义文章，故朱元璋将其与文天祥“隆名并峙”，并封之为“水部尚书”加“镇海王”，成为内河水运的保护神。从此，祖庙与阳岐荣辱与共，将古代的香火薪传至今；而陈文龙这位莆客，也开始在他乡保佑着一方安宁。
就像更早以前那些从莆阳一路北上来到阳岐的商人们。在封建时代，知识贫瘠，科技落后，船家出航只能等天靠海。与闽江南港乌龙江峡兜的恶浪滔天相比，阳岐风平浪静的环境更适合成为出发的起点，于是大批客商北渡至此，一时间阳岐熙来攘往，帆樯云集。而过往商旅，又以莆田人最多，故阳岐的码头又被称为“兴化道”或“化船道”。那时，从这里开出的莆船，也许从未曾想过，有朝一日它们会和从其他河道中开出的同乡一起，并肩驶入更为宽阔的海洋hellip;hellip;
潮汐刷新了未知的疆域。在南中国海边缘的潮州、汕头、雷州半岛、海南省等地，居住着大量的莆阳后裔，“莆田移民”曾是这些地区非常著名的历史事件；而经商定居，则是移民的主要原因之一，最早亦可追溯到南北宋。往南，往南，再往南！在经历了衣冠南渡漫长的休养生息期之后，倡学重教的莆阳终于爆发，科甲鼎盛的传奇不仅为斯地赢得了“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赞誉，更换来了向外输出经济及文化的资本。一方面，滨海的地理位置为莆田人带来了丰富的海洋物产，当时江口的龙津渡曾有名冠京畿的“通印子鱼”，而世代相传的陈应功晒盐法也一改此前的煮盐法，大大提高了食用盐的产量；另一方面，适中的亚热带气候也成为了粮蔬瓜果生长的有力保障，与枇杷、龙眼、文旦柚并称“兴化四大名果”的荔枝，在莆人蔡襄的《荔枝谱》中，则被进一步细分成三十二个优异品种。林林总总的货源，加之山海相间的交通，共同孕育了后来“东方犹太”的雏形。
到了明朝中后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阶层的兴起，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会馆这一有着鲜明地域特征的商业机构便开始在民间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分布在神州大地。闽浙两省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其大小会馆几乎都是供奉有妈祖娘娘的天后宫：如浙商在宁波修建的庆安会馆（甬东天后宫）及在福州修建的安澜会馆（仓山天后宫），闽商在怀化修建的福建客民会馆（芷江天后宫）及在烟台修建的福建会馆（烟台天后行宫）等；又如远在都城北京的莆阳会馆、汀州会馆，及近在省城福州的古田会馆（同德路天后宫）、建宁会馆（郎官巷天后宫）、浦城会馆（上杭路天后宫）等。与一代忠臣陈文龙相似的是，这位“瓣香起湄洲”的奇女子，也同样在异域他乡以泽披苍生的方式，延续着自己无尽的生命及大爱。
在我到过的诸多建筑中，闽浙两地的会馆又以其精湛的工艺见著。不管是砖木石础上的浮雕、圆雕、透雕，还是斗拱雀替间的细密榫卯，都给人以一见为之敬畏的惊艳；特别是宁波的庆安会馆，馆内的龙凤石柱皆出自当时的莆阳工匠之手，惟妙惟肖跃然檐下。会馆的性质类似于今天的同乡会，它的门面代表着一方的综合实力，古人出于攀比的从众心理，自然不可免俗亦不敢怠慢；而一个人客商远方，举目无亲，抬头间突然看到自己家乡的会馆，那种亲切必不可言喻，难怪早有人将“他乡遇故知”列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对莆阳游子而言，即便他所遇见的门号并非来自家乡，单是“天后宫”这三个字，便已饱含着一份真挚的乡情及强烈的归宿。
清初，由于朝廷实行海禁，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度停滞不前。在莆田，“截界”政策让大量沿海居民内迁，商人们也只好弃贾从耕，在似曾相识的荔林水乡里，小心翼翼地收藏着旧年骑风斩浪的船旗hellip;hellip; (郑龙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