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健民

一
语言是什么？这实在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东西。记得从前在书上看到一则趣事：说有某人去见贝多芬，问他什么是一首名曲的“意思”。贝多芬默而不答，只是就琴演奏了一遍乐曲。那人惘然，仍然重复他的问题，只见贝多芬眼噙泪水，无以应答。音乐的理解需要倾听而不是解答。对于语言，我们需要什么呢？
世界上有不少现象是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尽管你可以挑出那些极富于魅力的字眼来构造语言，却仍然是一个理念的外壳。
洛克著的《六人》中，有一位叫阿夫特尔丁根的诗人，曾经夸耀能用语言创造世界，让人类栖居，但人类仍然不懂这种语言，只好和它永别了。这情形看起来有点儿悲壮。人类常常无法把握某些精神现象，问题可能就出在过分执着于语言。想用语言描述的结果是无法描述，不想用语言描述的却偏偏在不知不觉中被描述出来，语言时时在同人开玩笑，就像理性常常在同人捉迷藏一样。语言对于人类究竟具有多大的魔力，说到底是一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问题，“语”一到“象”就断了，功夫皆在言外，所谓“言不尽意”也。
二
对于语言，照样需要一种“诗意地倾听”，就好像在西湖赏月，存“真赏”而不是“假看”于一种趣味里，待到人散灯稀、万籁俱寂、月镜新靡时，逐渐与心徘徊，往通声气，由“有我”之境进入“无我”之境。这似乎有点含“玩”的味道。然而也不尽然是“玩”，由“玩”而“赏”，由“赏”而洽趣入神，态度虽清雅沉着而未必浮浅随意或慵懒无思，像陶令公那样，既“悠然”，又“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解”的束缚由此而打破，以求最大限度地倾听。倾听并不期待着某种理解框架的树立，也不期待着某种文本载体的表达，而如同沈石田所说的“老眼看花全似雾，模糊只写雨中山”。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的知识和文化并不是建立在逻辑概念和表达方式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隐喻思维这种先于逻辑概念之上。中国古代文论所发挥淋漓的隐喻式品评，仍然不失为选择和创造的源泉之一。
三
我突然觉得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算是白读了。原因在于我看到《五灯会元》卷四里记载的一则故事：古灵神赞禅师悟禅后，看到他原来的教师在窗下看经书，有一只蜜蜂在窗纸上爬来爬去想飞出房外，便说：“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并作一偈讥讽那些埋头读故纸的人：“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日。”读了这则故事，我想，人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一点灵性全交给死人打发，非得把那成堆成堆的语言文字搬来搬去，沉溺不拔呢？那些禅师在“悟道”时就不需要搬弄书本，作旁征博引状，他们也不需要什么雕琢的语言和精深的分析，就可以与世间万物作心灵交流、信息沟通，去体验禅旨，去点铁成金。怪不得禅家语有道是“悟则直下便悟，拟思则差”，一低头苦思，便陷入逻辑之网、语言之网和因果之网，结果如贯体禅师所云“拾得一团簟”了。我确实感到“悟”的乐趣了。
四
当今的人类似乎还有些聪明，他们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一开始就掉入理窟，理性及语言文字已经在欺骗它们的创造者了。我们原先那个“存在”怎么就不存在了，一切怎么就变得那么难于把握，甚至难于接近了？也许，人们为了寻找回原先的那个“存在”，为了返璞归真，为了再现童心，于是就有了诗，有了禅。诗和禅都是“不涉理路”的，而全凭着直觉的体验来领悟。看来，“悟道”的关键在于冲破理障。人一旦突破理障，便会返回原初之思的起点，便会回到“太虚廓然荡豁”尚未经污染的纯朴浑沌时代，便会重新以直觉去感觉世界的本真及原先的那个“存在”了。人有时候就这么古怪得可以，非得把那个原本属于本真的世界“存在”折腾得不是模样不行，然后又回过头来去长时间呆坐着“离形去知”，去冥想，去禅定，去悟道，重新把原先那个世界“存在”找回来，把那一块闲静本心找回来。
五
我因此怀疑禅师和诗人有第三只眼。这第三只眼能够看到清风夕阳、山溪林石在与人交谈嬉戏，能够看到蒲花柳絮、竹针麻线都成了“佛法大意”。难怪辛弃疾在醉眼朦胧中是这样看松树的：“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说王维诗“若神助，不可多得也”，也是书呆子说的，但他就得不到王维之所得，看不见王维之所见。这里的奥妙也全在“悟道”。“悟道”的确使人在禅意盎然的世界睁开了第三只眼。所以，“存在”的真谛是语言文字所剖析不了的，只有直觉的体验才可能感悟到。诗意和禅意之所以盎然如童心未泯，在于它们的语言是无邪的。不过，这里的“语言”已不是一般的语言了，而是一种“不涉理路”的悖诡的语言，它召唤人们用生命直截了当地投入对于世界对于人生的体验。
六
我常常对于那些在经验范围内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似乎有一种足够的自信：理性无法解释的地方，“悟”便开始从这里出发。当然，究竟有哪些东西被我所了悟，我很难说清楚，所以有时便像鲁迅先生所感喟的那样：“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有毒气和鬼气。”我想，我的了悟也许就带有几分“鬼气”的。我喜欢那些神秘的东西，也需要一个合理的怀疑主义。这样，就使我对生命现象、对人生价值、对宇宙自然的感受多少有些认真，从而使得我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稍微精致一些，深到一些。
由此，我想到中国文化向来重生这一问题。无论儒、道、玄、佛，均以肯定现实生命的存在为前提，生的魅力与死的恐惧像一对影子紧紧地缠住了人们。比如庄子，他任何功利都超脱得了，唯独在“生”这个最功利的东西面前不能免俗。看来，生的不自由与死的不可测大约就是中国人生哲学的发端，生命的最深刻的矛盾也许就在于它原本是一种不断在生长的力，但却正是这种力把生命本身推向死亡的终点。因此，生命的最深刻的本质，即是生生不息的探索和追求，即是以生的意志顽强地去抗拒死的宿命，这才是中国文化的一种新的原动力。
七
叔本华说读书人有一种“天才的忧郁”，我想这实际上反映了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智慧的痛苦”。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并不把痛苦看作是人生历来如此、永远如此的必然本质，而是从理解痛苦出发，去追求一种人格理想，在对人生的肯定中解脱痛苦。因此，作为知识分子，我想是要有一点“智慧的痛苦”的。没有痛苦，智慧就不会深刻。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近代学者”，除了他自觉地、成功地把西方科学精神融入学术研究外，还与他清醒地意识到“智慧的痛苦”有关。他读叔本华，就是一次“智慧的痛苦”的艰难历程。他从叔本华的“人生痛苦”的深潭中解脱出来，由西返儒，依归自己的道德生命，崇尚一种超历史的伦理主义，追求一种素朴、原始的平衡与和谐，不能不说是“智慧的痛苦”修炼的结果。由此我想，智慧尽管痛苦，却仍然不失为真诚的追求、真诚的探索而有所得。这样追求和探索是无止境的，是在向着自由王国的非有限地逼近，也是一种主体的上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