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龙腾

在蔡京的映衬下，闪现于另一些人身上的品质便显得尤为可贵。嘉靖晚期，受严嵩父子祸害的大明帝国已进入飘摇之秋，以徐阶为首的新一批内阁开始策划对其的反攻，而莆籍御史林润则在这时勇于充当先锋的角色。他上书朝廷，将自己在江西巡查江防期间收集到的严世藩抗旨回乡的证据一一罗列，朱厚熜看后大怒，下令处死了严世藩；后《明史》评严嵩父子之败，乃“发于邹应龙，成于林润”。与林润职业相同的清朝御史江春霖，其所生活的时代亦如一匹奄奄一息的骆驼，在最后一根稻草面前步履维艰。尽管如此，他仍敢于谏言，将矛头直指当朝亲王奕劻及权贵袁世凯，最终遭到罢黜，怀着对王朝崩塌的无限恨意，回到萩芦的梅洋老家。后人将其誉为“有清御史第一人”。
可再多的赞誉又如何？林江二人，一个是供职于南京机构的留都人员，一个是官阶低下的小小言官，都徘徊在政治中心之外，纵有经世济国之才也无从施展，但他们值得称道、使人铭记的，恰恰是那自始至终持之以恒的一身正气！达者兼济天下，固然令人向往；穷者独善其身，亦是一个严峻的命题。与林润同朝代的柯维骐，在得知仅官授南京户部主事时，未领官牒就告假回乡，一心撰写《宋史新编》。在他之前，辞官独居深山三十多年的宋人郑樵，写出了与《通典》、《文献通考》并称“三通”的史学巨著——《通志》。遗憾的是，当宋高宗刚刚授予郑樵以“枢密院编修”一职时，后者就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看来在怀才不遇的年代，著书立说成为了文人们唯一的出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彼时，即便是大展宏图的显赫官员，也都不约而同地将著述当作自我价值的一种升华。蔡襄、蔡京两兄弟在书法上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前者对茶和荔枝也有深入的研究，并传有《茶录》、《荔枝谱》等两部学术著作。因两人历史褒贬的不同，后人对宋代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字所指，还一直存有较大争议。无独有偶，官至工部尚书的刘克庄，也因其在诗、词、文上的成就，被推为南宋末期的“文坛宗主”。
据统计，科举年代间，莆田共培育出进士2482人，宰辅17人，这浩如星辰的天之骄子里，立功于国、立德于民、立言于世的又何止上述数人，又怎能一笔写尽？只能窥斑知豹。但是，在莆籍首登进士的林藻之前，在“缦胡之缨，化为青衿”之前，又是谁，播下了这片土地上一缕清风的种子？
旧时各地的庙学均设有乡贤祠和名宦祠，前者所祀为本土贤能，后者所祀则多为任职当地的外来官员，两者又相辅相成，发挥着弘扬道德、教化民众的积极作用。明代修撰的《重刊兴化府志》，为这些人预留了足够的篇幅。
从莆田首任知县陈迈，到兴化军首任知军段鹏，再到兴化府首任知府盖天麟，历史赋予他们与莆田的因缘，均在行政沿革出现变动的特殊时期，也因此，他们抓住了百废待兴的机遇，成为了一座城池最重要的奠基人。错过了这些时间节点的，依然能有所作为：宋代的晋江籍知军曾用虎，加固了原有的军城和惠泽山区的萩芦太平陂；明代的揭阳籍知府黄一道，先后重修了宁海桥与镇海堤；共和国成立之初，远离山东故土的南下干部原鲁山，以其朴实爱民的公仆情怀，连任四届莆田县长，修建了莆田人民的“大水缸”——东圳水库hellip;hellip;他们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激励了无数的继任者和人民。
另一些外籍官员，则为莆田的文脉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唐代太府卿郑露、中郎将郑庄、常州别驾郑淑兄弟三人，自河南荥阳长驱入闽，于莆田南山开辟湖山书堂，弦歌倡学，成为了“海滨邹鲁”的滥觞；明代探花岳正，在出任兴化府知府期间，重修了涵江孔庙，新建了正学门，并以其极具个性的人格魅力，在莆阳青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不妨再回到镇海堤，回到那一片海域、那一道滩涂和那一方子民，修葺一新的纪念馆就位于他们的村庄。设想假以时日，馆内被塑成雕像、享用百姓香火的人定然会越来越多，你说不清会是一个两个还是一群两群，说不清他们来自何处或曾经去过哪里，但你一定说得出他们的近似——因为高悬他们头顶的那块横匾，自挂起之日便未曾蒙尘；而匾上“有德者居”这四个大字，在“人兴业茂，清风明月”的今天，尤其需要每个人毕其一生，身体力行。